蔡德旺是1936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担任过边区庆阳县农会主任，三十里铺区委书记，庆阳县委组织部长和庆阳县县长。蔡德旺的家当时是庆阳县高迎区五乡三村一个比较传统的大户人家，叔伯兄弟们全都在一个家庭生活，所以光家人就有69口。虽然家大人多，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团结民主、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幸福大家庭。

1940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陕甘宁边区的其它地方一样，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和广大军民缺吃少穿的困难局面。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广大军民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衣食住行和边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庆阳县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蔡德旺当然毫无例外地参加其中。一天，他受到县上大生产运动的启发，心想自己的家里家大人多，在家乡一带名气也比较大，更应该在大生产运动中带好头，不能因落后而叫人品头论足。经过与父母和兄弟们商议之后，他决定从纺织着手，请人先做了一架纺车，由母亲教家里的兄弟媳妇们学习纺线。母亲还是姑娘家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纺织能手，不但纺得一手好线、织得一手好布，而且很会修理纺车织机。在母亲的教导下，兄弟媳妇们很快掌握了纺线的要领，纺得又快又好。第二年，蔡德旺又给家里做了两架纺车和一架织布机，开始了既纺线也织布的营生。1943年，兄弟媳妇们都成了熟练的纺织能手，家里的纺织业也越搞越红火。到了1944年，家里已有7把纺车、3架织布机，搞纺织的人已经发展到8个妇女、1个男人共9人，成了一个高效率的纺织团体，俨然是一个小型纺织厂。

一天深夜，公务繁忙的蔡德旺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进门就和气地问：“爹妈身体都好吧！兄弟们都在呀！”他们兄弟几人围坐在一孔窑洞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明年的家庭增收计划和各自的职责分工。家里人口虽然多，但在蔡德旺的指导下，男女个个分工周密，没有一个闲人。蔡德旺兄弟7人，他在家排行老二。老大去世得早，其他在家务农的5个兄弟每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最后大家民主商量并征得老人们的同意，老四德永、老五德奎、老七德仕在家务农种庄稼，由老五全盘负责。老三德禄和老六德星赶上家里的两头驴子去驮盐，由老三负责管账并收拾好鞍架行头，驮盐赚回的工钱补贴家用。家里每天需要两个人做饭，一个人推磨，由6个媳妇轮流，每人做10天饭，推10天磨。除做饭、推磨外，大部分时间可以纺线。麦收秋收以前，就要推够收麦收秋时间要吃的面。收麦收秋时，停止纺织，家里只留两个人做饭，其余统统上地收割。

简朴节约是蔡德旺家的老规矩。每年按父辈分三门人，每个大人发棉花6斤，小娃4斤，如遇特殊原因可以增减。兄弟辈的穿戴全由自己的媳妇负责，自行处理，老人们只负责督促检查，但不论怎样绝对不允许浪费。平时为了节省灯油，晚上睡觉规定时间，两位老人从院子里走过，看见哪一个窑洞里到时间还没熄灯，就会喊叫起来。媳妇们有时想多纺点线，又怕老人们看见灯光，就用被子把窗子堵住，坐在窑里偷着纺，有时一直纺到半夜。早上有时媳妇们起得特别早，把灯点着坐在窑里纺一阵线。纺织由蔡德旺的父亲、母亲管理。父亲负责买棉花、发棉花，母亲带领媳妇们纺织，帮助她们收拾纺车和织机。哪一门人的纺织任务完不成，不但穿戴不上，还要受到老人们的批评，因此媳妇们纺线时都不约而同地暗暗使劲，唯恐落在后面。有趣的是，他们家里也搞变工。过去有两门子人会纺线不会织布，就和蔡德旺的母亲变工。纺1斤4两线，顶织一个布的工，或者纺一天线，顶织一天布的工。三门子的媳妇们也互相变工，你给我做一天饭或推一天磨，我给你纺一天线。

每年的三四月间，天气不冷不热，是纺线好时节。初六七到十五六，晚上月光灿烂，空气清爽，男人们垫圈喂牲口，媳妇们刷锅洗碗碟，安顿好孩子后就把纺车搬到院子里，排成一个圆圈，坐在月亮底下纺线。五六把纺车嗡嗡地响，好像飞来了一窝蜂儿。她们一面不停地纺线，一面说说笑笑，洋溢着这个大家庭的幸福与和谐。

蔡德旺家的纺线影响和带动了全村。后来，全村除有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因为眼睛不好不能纺线外，其他妇女们每天都在坚持纺线织布，她们都是跟蔡德旺的兄弟媳妇学会的。1943年，因为棉花贵，他家买的棉花很少，他们就给城里联合工厂纺线，赚了80多斤棉花，织了30多匹布，其中还有5匹没有要工钱。另外，还给联合工厂纺了14斤毛线。到第二年正月，全家纺线三四十斤，织布十七八匹，做到了布匹完全自给自足。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