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地处偏僻山区，农村经济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的闭塞落后状态，没有商贸流通，当地群众的生活贫穷落后。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繁荣农村经济，促进根据地的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把商业贸易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

一天，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到边区的集市，见了红军哨兵就偷偷地给塞钱和纸烟。由于红军平时的教育和纪律都很严明，这位红军战士就把钱和烟一起狠狠地摔在这个白区商人的脸上，气愤地说：“你这是糟蹋人!”商人吓得脸色发黄，捡起钱和烟慌慌张张地溜走了。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找到白区来的这个商人，给他赔礼道歉，说明缘由。习仲勋先是向两名当事人讲了一些道理，接着，当面批评了那个红军战士，说他不懂礼貌，应和蔼地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粗鲁是不合情理的。

这位白区商人真没想到边区政府主席会亲自出面向他道歉，很是感动，所有的顾虑全部打消了，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经商的人还怕啥哩！”一些白区商人受到此事的影响，思想起了变化，逐渐变得同情并支持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都是夜间进出，遇到了障碍就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国统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红区与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红军也用上了洋瓷碗和手电筒。

集市的设立，红白区物资交流的活跃，极大地方便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吸引周边地区更多的人来这里参加商业贸易，刘志丹组织起了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在街头演出，活跃市场，扩大影响。政府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从各地赶来交易，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习仲勋和苏维埃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经常抽空到集市上了解情况，和群众交谈，鼓励群众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市场交易。对白区来的商贩，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政府与白区比较开明的商贩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把苏区的山货和畜产品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让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棉花、文化用品、日用百货及其它物资运进来，荔园堡的集市很快地繁荣起来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集市交易活动出现了低潮，集市上来的人倒是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对此情况，刘志丹和习仲勋高度重视，他们走访群众，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元和实物又不方便交换，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刘志丹、习仲勋和边区其他领导人决定自己动手印制钞票，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但是，边区条件艰苦，既没有纸张，又没有印刷机器，刘志丹、习仲勋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终于想出了办法。没有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老布代替；怕掉色，就用热油处理。刻字的师爷是刘志丹费了很大周折，从敌占区请上“梁山”的。苏维埃政府在白马庙川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边区布币就在这里诞生了。同时，政府还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政府银行。造币厂只有3名工人，其中就有1934年3月底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抓来的绅士高明山。在边区政府的感召下，他不再怕共产党，积极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出力献策。在制币过程中，他不怕辛苦，反复实验，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为1元、5角、2角、1角4种，票面左右两侧框内均分别印有竖书的“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苏币共印制发行了3000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苏票”刚进入市场流通时，人们对它持怀疑态度。商人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消除商人的疑虑，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4个货币兑换处。1元“苏票”兑换1枚银元，但决不允许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兑换银元。时间一长，“苏票”受到了人们的喜欢，加之币值比较稳定，并且随时可以兑换，“苏票”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苏票”的流通，使集市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了。后来，“苏票”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改善边区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