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延安，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特务大案。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大批特务，潜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打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边区保安处等重要岗位。

受骗

案件从陇东的庆阳县起始。

抗日战争时期，庆阳县城驻有八路军三八五旅。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政府成立前，蔡畅（解放后曾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公开职务是庆阳县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为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城内同时驻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阶级，多持左右逢源的态度，广大平民百姓则倾向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则减租减息抗日救亡。庆阳的老百姓遇事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解放后享受地级待遇），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书写文案。国民党县政府停发教师工资，吴南山就带头告状。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陇东国共“磨擦”，吴南山和庆阳的一些小学教员被裹胁到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西峰镇。庆阳县教育局长挟嫌报复，以吴南山“红”（指倾向共产党）为借口，不给分配工作。吴南山不得不自找出路。这时碰到庆阳第一完小的同事胡瑞麟。胡说，重庆有个战时干部训练团正在招生，免费上学，毕业分配工作，月薪五十元！当时，不少陇东人还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何况又能解决生活出路，吴南山就邀集李滋渊、杨易荣等几个同事一起去重庆求学。胡瑞麟提供部分旅费，不够到重庆，让吴南山到汉中再找一个叫杜长城的人借钱。

吴南山如约来到汉中馆子街18号，见到的杜长城是个佩带短剑的军官。杜长城看了胡瑞麟的介绍信，带吴上街照相，然后带着去过载行（当时的一种运输中介行业）乘车去重庆。走出汉中城东门，到郊外的十八里铺，又从兴隆寺旁的小路穿过去，来到一处院落，门外挂着牌子：“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

进去就发现，门口有人站岗，院里有便衣巡逻，戒备森严。教官询问一通，交待今后不准使用真实姓名，然后就是填表，撰写详细自传，再经教官谈话核实，才算正式加入。吴南山带的东西，除水笔之外都被收走，从里到外换上军服。教官交待纪律：一不准见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在受训期间抽烟，三不准把真实姓名和住址告诉他人，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六不准在受训期间理发洗澡，七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八不准在本部院子单独活动，九不准在课堂上说话，十不准不经请示离座上厕所。

吴南山同屋有好几个老家的熟人，可是都不敢交谈，到厕所才有人悄悄告诉：这里很可怕，千万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一不对就会押起来，或者失踪，听说是丢到硫酸池里！

训练班日程紧张。早上五点半起床升旗，晚上十点降旗睡觉，全天都有课，没有任何个人活动时间，吃饭也得听口令进行。课程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心理等政治社会课程，还有政治侦探、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信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妆术、“海底”知识等特务专业。

特训班纪律严格，“生进死出”，进班就是军统成员，必须放弃个人自由，遵守团体纪律。“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革命的灵魂”，“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战时不得结婚”……教官公然宣称要拜师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你要怠工，后面有人鞭笞你；你要叛逃，后面有人打死你！”学员动辄挨打，吴南山无意间摇腿碰响课桌，教官过来就是一个耳光当胸两拳！

训练班也重视讲授关于共产党的课程。用中共叛徒张国焘、叶青亲自编写的教材，讲解“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看今日的中国共产党”等课程，最后一讲是蒋介石的语录汇集，有“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军统与中共势不两立，军统人员被日寇抓去还不至于死，但要是被中共抓去，就别想活命”“中共是苏联的武装间谍团”“一个女人进了边区就成了大家的老婆”等语。吴南山见过共产党人，他明白不是这种样子。

吴南山决心早日离开这个地方。他假装心甘情愿，积极学习，还向教官报告：来学习就是为了搞共产党，现在回去还能说出去考学没考上又回来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班主任程益觉得有道理，就让吴南山提前毕业，回庆阳工作。临行编制“海底”，写下自己的姓名、别名、化名、永久住址和通信地址，写下情报对象的化名，通信密约，还有誓言。写好后，个人背熟，底件留在汉训班。将来秘密通信，就靠这个“海底”。

吴南山是第四期第一个离开的学员，被派到军统西安站接头建立通信联系，又到陇东庆阳县西峰镇找张明哲接头接受领导。

投诚

到了西峰镇，吴南山给相熟的陕甘宁边区庆阳县长陆为公（解放后曾任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写信找工作。陆为公很快回信，叫吴南山回庆阳到边区陇东中学任职。

就在吴南山离开的日子里，庆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陇东摩擦事件后，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都被赶走了，陇东分区及庆阳县除国统区外的大小官员都由共产党任命。共产党执政就抓教育，吴南山刚回庆阳就参加陇东中学的筹建，还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

吴南山观察共产党的施政，觉得比国民党好。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的教师同事陆为公当选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县里召开人民代表会，吴南山还是受邀请代表。面对共产党的信任，吴南山决心交待问题。

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一直谈个通宵。到了凌晨，吴南山终于道出军统汉中特训班问题。陆为公当天上午就向边区陇东分区地委书记马文瑞（解放后曾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按照共产党的有关规定，情报保卫工作必须由地区党的最高负责人亲自掌控）汇报。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

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陇东分区保安科长李甫山（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首席监察员)反映。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马文瑞鼓励吴南山：“弃暗投明很好！”还表示要给吴南山工作，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共产党在陇东的最高领导亲自交待政策，使吴南山心里踏实。

李甫山又接吴南山到保安科驻地写了两天材料。以后，吴南山找李甫山联络，都从保安科的后门进出。按照李甫山的布置，吴南山与西安军统组织密写通信，由伪装布贩子的临时交通张凌汉传送。

钓鱼

吴南山成为陇东分区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三十年（1941年）春，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也为了外勤工作的方便，又将吴南山提拔为庆阳县三科（教育科）科长。

三十年（1941年）四月间，“边保”便衣队队长赵苍璧（解放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奉命来到陇东分区“襄助工作”。此年春，陕甘宁边区驱逐国民党政权后，县级政府增设，为了加强领导，新设立的几个分区，打算在分区一级设立保安分处，赵苍璧来陇东，准备接替李甫山，担任陇东保安分处的处长。可汉中特训班的案件太复杂，又把李甫山拖住。

赵苍璧没有立即相信吴南山，他设计一个局，考察这个投诚者。

吴南山传送情报，都是委托张凌汉捎给西峰镇的张明哲。这次，赵苍璧又专门要人抄写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同时布置涂占奎（解放后享受青海省厅局级待遇）在半路截查，看看是否还夹带别的情报。

张凌汉赶着毛驴上路，保安队的吕剑华挑着担子在后面跟踪。半路上，涂占奎突然拦截，反复搜查找不到情报，也问不出究竟，只得把张凌汉押回庆阳（今庆城）。

吴南山问出实情：赶毛驴的张凌汉下到沟里，正好看到塬头的挑担人。认识这人是保安队的，张凌汉就把情报扔到草丛里面。

赵苍璧再派涂占奎去找，果然在草丛里找到丢失的情报，正是赵苍璧提供的那份，没有夹带。由此证明吴南山可靠。赵苍璧又设计反用张凌汉，可张被涂占奎吓坏了，回到西峰家里，既不理吴南山，也不找张明哲，反正不干了。

李甫山和赵苍璧两人一起领导侦破工作，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人上钩；“诱”，利用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特务。

赵苍璧又要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称有情报汇报，要求派个正式交通来。不久，军统果然派来一个曾在庆阳经生堂药店当店员的贺铸。此人在汉中受的是单个训练，身份十分保密。陇东方面没有揭露这个正式交通，而是让吴南山长期与其联络，继续诱敌上钩。贺铸以卖药为名往来，不时给吴南山带来情报费用，都补充了陇东的保安工作经费。吴南山提供的情报，都是无关紧要的边区情况，再虚构一些，都由侦察股郝苏（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后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顾问）事先拟就，经李甫山签发。从贺铸行踪又发现了刘志诚，这个特务已经当上合水县剧团的团长。

军统试图在边区建组，派汉中班毕业的高巍等三人打入环县。高巍一进去找不到掩护身份，就到庆阳来找吴南山。吴南山将这三人安排到陇东中学，纳入监控范围。

一次吴南山到边区陇东专署办事，迎面碰上汉中班特务郑崇文。郑崇文化名陈明，潜入边区，先在关中工作，后来又转到陇东，打入秘书科当文书。

通过吴南山，陇东保安分处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有效地防止了敌人的破坏。但是，由于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经营。

留特

三十年（1941年）十月间，吴南山去延安开会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便认出青年正是汉特训班的同学祁希贤（又名祁三益）。

吴南山声称祁希贤的二十二军护照会引起怀疑，劝其跟自己先回庆阳，搞个边区的护照再去延安。

陇东保安分处决定由吴南山对祁三益进行内线侦察，涂占奎开展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殊任务。很快发现祁三益给上级的密信，又发现祁三益与潜伏在陇东专署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祁三益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声称再迟就要误事。

陇东保安分处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原名卢茂焕，曾用名陈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副局长）赶往陇东，会同陇东保安分处破案。李甫山、赵苍璧、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三益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三益实行突击。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琦、陇东保安分处处长李甫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薛光记录。

当晚祁三益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由于祁三益当过教官，熟悉各期学员，被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布鲁想到，祁三益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有可能搞破坏行动！布鲁立即向延安报告。十二月边保回电，带祁三益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分处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三益带回延安。

大案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庆阳这次发现的案件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这些特务又是成批潜伏，完全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组织。又有一个爆破大王前来联络，这就不能不怀疑国民党要在延安搞大破坏！

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

吴南山的主动交待，祁三益的被捕，显现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

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珺协助边保工作。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常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科长。王珺是河北定县人，二十六年（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工作，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

叶运高、王珺到边保周兴处报到，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带领祁三益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珺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内幕。

康生、李克农对侦察破案做出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察审讯都要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是侦察和审讯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

有了李克农的指示，大家就大胆工作了。

认人

“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

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完小工作，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此处亮相。祁三益整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青（刘志平）。刘一青告诉祁三益，马鸣（马汝英）、赵秉廉（赵汉民）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三八五旅工作。临近春节，祁三益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一个账房先生，正是另一个联络员杨超！两个联络员会同研究，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三益这里，又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

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春茂进延安先上抗大，同学中还有汉训班的马鸣、张秉均、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很复杂。马鸣常常沉默思考，汉训班时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地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五十元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今始知志被欺，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愈高兮跌愈响，悔后问心何为乎？

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竟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本想躲开汉训班，可是，春节去逛逛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祁三益。

祁三益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星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秉均（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峰璧，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

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杨超、李春茂，都纳入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人，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

侦破进入搜集证据阶段。祁三益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可材料上来得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青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程益派遣的人，并不承认祁三益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对祁三益有所怀疑，祁三益不好催得太急。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祁三益传阅。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

边保李启明布置祁三益，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秉均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李春茂可以争取。

李春茂不知祁三益已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新拉入军统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在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二十日将其叫到总政锄奸部。面对侦察专家钱益民，李春茂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在锄奸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待汉中特训班的情况。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边保破案。

程慕颐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之一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潜伏特务。杨超声称回西安请示工作，一去不返。

三十一年（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原来赵秀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珊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职务。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边保网中，而且成功争取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

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先是秘密逮捕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都面临选择，首先布置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祁三益表面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第三步，又派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突击审讯。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此后，再由王星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祁三益，这时祁三益才表示同意。

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祁三益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星文、李

春茂、赵秀，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可靠的祁三益。万一有人动摇，祁三益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专案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珺，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据说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鉴于姓“胡”的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珺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珺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珺只能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姓“胡”的“胡耀南”，顿时唤起王珺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珺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珺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珺留下的印象不错。王珺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学员档案不全。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最后想到抗大的网员羊玉，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通过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 胡耀南（胡士渊）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就是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蕴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潜伏在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其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耀南（胡士渊、胡思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堃（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收网

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汉训班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石进中、官兆丰在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等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五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六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七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九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十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萌唐等人。

至三十一年（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延安时期截止三十五年(1946年)，通过吴南山投诚牵扯出打入边区的军统特务55名。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这个案件，是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成果，也是中共反间谍史上的杰出一页，突破此案，起源于陇东庆阳县。

可是，这个案件还引出重大后果。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又发展到“抢救运动”，似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

这个“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60年代。1950年，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还有40余名下落不明。1955年，人民解放军攻取国民党占据的江山岛，缴获程慕颐的文字报告，内称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务，建议保密局予以联络。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教官37名。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了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多停止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也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

（本文摘自《庆城县公安志》，甘肃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