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平时对战士和群众平易近人、乐于相助，但是，他无论对自己还是自己的子女亲属却要求非常严格。

1941年，三八五旅政治部民运科战士李有义，被调到司令部给王维舟当警卫员。虽然在民运科时常常可以见到这位平易近人的旅首长，但是和其他几个刚来的警卫员一样，近距离接触首长平时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头一次，他们难免有些敬畏和好奇。在刚接触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对旅长的一些习惯有点想不通。因为，他们这位敬爱的旅长，平时要指挥率领4000人马，对生活艰难的群众能够热心帮助，对遇到困难的战士能够关心备至。但是，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却非常艰苦朴素，从不乱花一分钱，舍不得浪费些许财物。就连每次吃过饭，他都要舔碗，以免浪费碗里没吃到的米粒和汤羹。他的这种行为，刚开始身边的警卫员们不但不理解，还觉得好笑，心想“谁家旅长还舔碗哩!”但是，慢慢地，这件小事却深深地教育了这些警卫员们。虽身为旅长且如此艰苦朴素，他却从不贪占公家的分文便宜。1946年，奉中共中央命令，王维舟调离三八五旅前往重庆工作。临走时，他一针一线都未带走。考虑到他的行程用度，旅供给部的同志给他送来200元边币和15条香烟，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因而，舔碗这件小事，让警卫员们深切感到，它正是一个共产党员高贵品质的具体体现。

王维舟很爱自己的孩子们，但他从不娇惯孩子，反而对孩子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期间，他有3个孩子，大的叫庆生，二的叫喜北，三的叫新民。他常常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和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的思想，从小培养他们勤劳简朴、尊敬师长、关心他人的良好习惯。每次饭后，孩子们剩下的残汤剩饭，他都要让孩子第二顿热了再吃，有时，他自己也吃孩子们的剩饭，从来舍不得倒掉。

有一次吃午饭，大儿子庆生只喝了两碗米汤就瞅着饭桌上的馒头不再吃了。王维舟觉得奇怪，问道：“你为啥只喝米汤，不吃馒头？”庆生说：“学校有几个同学家里很穷，没啥吃，他们经常饿着肚子上课，有的有时还饿得直哭。我想把我的馒头节省下来，拿到学校去给这几个同学吃。”王维舟听后很是高兴，想不到小家伙人虽小心眼却很好，知道疼爱和关心有困难的同学。他疼爱地抚摸着庆生的头说：“娃，你做得很好！不过，你也得吃饱。”待庆生吃饱之后，王维舟又给庆生的书包里多装了几个馒头，说带到学校给那几个同学吃。

一次，有一位老同志来到家里看望王维舟，因为是第一次来，就不经意间瞅瞅窑洞问王维舟：“这就是你家的窑洞？”王维舟回道：“是的。”王维舟刚说完，在他身边的三儿子新民就把头一摇，说：“不对，不是我家的。”那个老同志很奇怪，他问小新民：“怎么不对？”新民答道：“我爸爸常说，部队的干部和战士都是平等的。别的干部和战士几个人住一个窑洞，我们一家人也住一个窑洞。我爸爸是干部，妈妈和我们都是战士。我们都住的是公家的窑洞。”这个可爱小孩不经意间的一句谈吐，把老同志和王维舟给逗得哈哈大笑。

王维舟的侄子王波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当年王波在红三十三军担任九十九师师长兼政委时，曾是王维舟属下的李中权在三十三军当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李中权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九纵队时任司令员詹才芳，九纵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政委，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由于自己现在的职务比王波高了，所以一想起王波，李中权心里常常觉得不自在，毕竟王波是对自己关照较多的老首长王维舟的侄子呀！一次李中权碰到王维舟，便主动向他提出考虑调整王波职务的问题。不料，王维舟却淡淡地回应道：“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我们有很多更为优秀的同志在革命战争中都牺牲了，（与他们相比）他还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举世闻名而又异常艰巨的长征。王维舟、马奎宣夫妇的亲属及家族约有20余人与红军一道同行。这20余人的亲属中，就有一位已年过五旬、在行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她就是王维舟的岳母、马奎宣的母亲。她老人家是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用三寸金莲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而又不是红军战士的人！老人于1936年冬坚持跟随大军到达延安，后至庆阳。后来，老人家觉得自己年龄大，又没文化，不愿意拖累组织，拖累儿女，希望自己的女儿、女婿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返回了老家四川独自生活。解放后，王维舟虽然身为管辖四川等省的中共西南中央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但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要求过县里、乡里对老岳母有什么特殊照顾。上至省委领导，下至街坊邻居，从来没有人知道，大西南赫赫有名的王维舟就是这位老人家唯一的姑爷。马奎宣的母亲一直在家乡自食其力，直到寿终正寝。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