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其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她，儿时拒绝缠足，13岁接受进步思想，14岁上讲台讲课，15岁逃婚，35岁成为“长征中的圣徒”，36岁踏上了中国西北荒凉的庆阳黄土地，留下了那段美丽的传奇。她就是被庆阳人民亲切地称呼为“蔡大姐”的蔡畅。

飘扬在环县妇女心中那抹亮丽的色彩

1936年7月初的一天，环县洪德乡的河连湾来了一群衣着整洁、口音柔和的人。虽说他们一路悄无声息，但还是引来了路人的驻足观看，尤其是走在队伍里那几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妇女让路边的人格外稀罕。大胆一些的路人悄悄地议论着：“女人还能这样啊，真精神！”“快看，快看，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你说她也没穿啥漂亮衣服，咋就那么好看呢？”听着路人的议论，那个被人夸奖好看的女人温和自信而又神秘地笑了一下。因为她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工作该从哪里入手了。她，就是新任负责统战工作和妇女工作的陕甘宁省委第一位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蔡畅是随同搬迁的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河连湾的。走在人群里的她边走边观察着路边的一切，虽然天很热，但在路边隐蔽的房子或荫凉下，三五一群的男人聚在一起，热火朝天地喊着什么；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男人零零星星地蹲在路边的树荫下，目光呆呆的。路上见不到几个女人。根据经验，她很明白，那聚在隐蔽处的人是在赌博，那些面黄肌瘦的男人十有八九吸大烟，不见女人说明这里的女人抛头露面少，地位低。一定要让这里的姐妹们脱离封建枷锁，她暗暗地告诉自己。

一到驻地，蔡畅就召集工作人员开会，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会上蔡畅对自己看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她认为洪德偏僻封闭，封建思想还很严重，致使男人懒散自大，女人自卑辛苦。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应从妇女解放入手，要打开工作局面，首先要解决妇女的思想问题。蔡畅的建议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她和大家一起对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他们深知，环县、曲子刚解放，区、乡政权正在建立过程中，党的政策还不为普通群众所知。加上国民党“共产共妻”等谣言的煽动，要驱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一定会困难重重。但街上的议论使他们相信，美的东西终会放出光彩。

蔡畅和工作人员一道，不畏酷暑，上山下乡，深入农家，见不到妇女，就挨家挨户去找，如果避而不见，就先从外围入手，了解宣传对象家里存在的具体问题，想尽办法帮她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用时间和真心换取她们的信任。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人员很快和当地妇女打成了一片，为后面的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身为工作部部长的蔡畅虽说行政事务很多，但她一有时间就深入百姓家与妇女面对面亲切交谈，倾听她们的呼声，了解她们的疾苦，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鼓励她们勇于冲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习俗，主动站出来抵制坏风气。针对男人们普遍存在的赌博、抽大烟等不良习气，她向妇女分析其危害性，尤其强调这些恶习对家庭和后代的严重影响，号召广大妇女作好自家男人的思想工作，督促男人勤劳过日子、做正直人、做正派事，保护好自己的家庭。

同时，蔡畅为了激励当地妇女大胆放足、剪发、反对买卖婚姻，先从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入手，帮助她们提高工作水平，建立她们工作的自信心，积极树立她们在当地妇女心中健康、阳光的新形象，使当地妇女切实感受到妇女解放带来的巨大好处。蔡畅身边有不少新参加工作的女同志，她们多数像16岁的青妇会干事白凌云一样，出身贫苦，革命热情高，但文化程度低，年纪轻，工作经验少，心理脆弱，工作时出了问题，就会对自己干革命的能力失去信心，痛哭流涕。蔡畅就耐心开导她们，帮助她们分析百姓心中存在的利于工作的积极因素，认真总结她们工作失败的教训，教给她们工作方法，倡导她们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经过帮助，这些女同志的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很快成长为合格的县、乡、村级干部，在她们的努力下，妇女解放工作在环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回荡在庆阳妇女心中的声声呐喊

“人人都说庆阳好，我说庆阳是狱牢。女人眼泪流成河，何日出头把人做！”这是蔡畅在庆阳工作期间听到的最揪心的一首民谣。

1936年12月底，蔡畅离开了她牵挂的环县姐妹，受陕甘宁省委派遣，率领50多人组成的白区工作团来到庆阳县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庆阳，长期以来是陇东州府衙门所在地，是陇东地区有钱有势之人的聚集地，经济较为发达，但贫富差距更大，封建势力更强，封建意识更浓，保守封闭，妇女生活极其悲惨。像蔡畅这样的新女性走在街上，不仅不会有人夸赞，甚至还会招来“有伤风化”的非议。蔡畅心里明白，在这里开展工作，难度一定比环县大得多，但蔡畅心里更清楚，庆阳城是甘肃、宁夏通往延安的重要关口，如果庆阳县的工作局面打不开，周边地区的工作就难以突破。

蔡畅领导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和一同进驻庆阳城的红军教导师的领导一致认为，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解放贫苦百姓，解救妇女于水火，一要推翻封建势力，二要解放妇女，三要加强教育。

他们针对城里经济秩序混乱、高利贷盛行、商人哄抬物价的现象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公告的形式告知民众。并公开严惩了左右庆阳城各方势力的恶霸地主冯翊清和放高利贷导致多家商户破产的李德才，同时严惩了姓杨和姓李的两户人家虐死媳妇的恶婆婆。这些举措对代表县城封建势力的“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殷合家”以及虐待媳妇的家庭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长期压在庆阳百姓和妇女头顶的阴霾驱除了，但妇女们并没有大胆的走出家庭，敢出来抛头露面的女人仍然少之又少。蔡畅就利用军民大会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政策，宣讲缠脚习俗对妇女的危害，罗列摧残妇女虐待儿媳的残酷事实，表达了帮助妇女、解放妇女的决心。同时积极组织女红军战士深入到户，一面帮妇女干活，一面动员妇女参加社会活动。

庆阳妇女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只习惯于高喉咙大嗓子的方言，能懂的语言只有庆阳土话，又怎么能听懂南方的吴侬软语。而红军女战士大多是从南方来的，说话柔和而含蓄，因此宣传工作成效并不大。其中有一个长征过来的名叫蒲秀珍的四川籍女战士，热情大方，说话绘声绘色，对妇女宣传工作自信满满。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一定会更好。但妇女们还是听不懂她说什么，只望着她笑，蒲秀珍很受打击，又失望又焦急，就同几个女战士一起去找蔡畅诉苦。

蔡畅听完汇报后笑了笑说：“这地方比较偏僻，与外界交往不多，当地人听不懂外地人的话是正常的。我们应因地制宜，想想办法，克服困难。”

“我们把宣传的内容写成字让她们看，如果看不懂，就请有文化的人念给她们听，给她们解释一下，好吗？”一个女战士说。

蒲秀珍连忙说：“不行不行，这个办法不如用嘴说好，我们上门做宣传，再请人做解释工作，不仅麻烦，效果也一定要打折扣。”

“对，我们上门做妇女工作，要像拉家常一样，让人家容易接受。不如你们找找，看百姓里有没有能听懂四川话的人。”蔡畅同志说。

女战士听到这个主意可高兴坏了。她们经过打听，了解到当地妇女樊月亭大娘威望高，有本事，能听懂四川话。就请樊大娘带领她们到各家各户做妇女工作，以自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事实向妇女群众现身说法。果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听着一个个女战士过去悲惨的经历，看着她们今天身上散发出的新潮而又漂亮的气息，想到自己所遭受的缠足、买卖婚姻、婆家虐待、走街道也只能走两边的不公正待遇，姑娘和年轻媳妇们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心开始解冻了。她们学着红军战士，顶住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纷纷走出了家门，加入了妇救会。不仅勇敢地去参加群众大会，还理直气壮地走到十字街口，帮助红军战士刷标语搞宣传，从此，千年来只属于男人的庆阳街头多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打出的女人揉出的面”，妇女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参加社会活动，顶了半边天，这还了得？一些社会顽固势力和思想极其封建的家长就千方百计地阻扰。其中有一个叫刘树南的商人，对妇女参加民众运动极为不满，便用粉笔在大街上写了诋毁妇女的污言秽语。蔡畅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次不严厉惩戒，等着看笑话的封建残余势力就会卷土重来，那些准备走出家庭的妇女就依然会蜷缩在家，那些已经走上街头的妇女一定会受到更大的打击报复，那先前的妇女工作就白做了。经过深思熟虑，蔡畅决定组织妇女进行斗争。她发布公告，召开妇女大会，在大会上和妇女们一道对刘树南进行了公开批斗和惩戒。并帮助妇女们分析了庆阳封建势力“禁锢”妇女的十大表现，使参加会议的妇女们很受感动，在县城里引起很大震动。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捣乱破坏妇女运动了。

为了保护前期妇女工作的劳动成果，鼓励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蔡畅经过与红军教导师负责同志商议，决定给全城妇女过“三八”节。1937年3月8日，庆阳县城南街大操场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庆阳县的妇女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节日，上千名群众从县城周围涌向大操场，其中的200多名妇女与红军首长和战士尽情地享受着这扬眉吐气的一天。蔡畅在大会上讲了“三八”节的来历，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打碎封建枷锁的束缚，摆脱包办买卖婚姻，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她说：“如果不根除买卖婚姻，妇女就不会得到彻底解放。”她详细分析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好处，鼓励妇女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中去。会后一些小时候由父母包办订婚的青年妇女，大胆解除了婚约，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男子，成为庆阳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典范。

经过战士们不懈的努力，取消缠脚，争取婚姻自由，走上街头参与社会活动已经为庆阳县大多数妇女所接受，为后来的妇女彻底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文化知识的缺乏又成了妇女解放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发展教育势在必行。蔡畅就发挥那些识字的红军战士的优势，把她们集中起来为白天忙于家务和农活的妇女办夜校和识字班，并积极为女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庆阳县城原有一所女子学校，因受封建思想影响，上学的女孩没有几个。红军到庆阳后，国民党的教师逃走了，学校停办了。蔡畅就派红军女干部黄友群、王英强、何桂英三人到学校任教，还吸收了几名本地教师，女校又得以重新开办，但生源又成了大问题。许多家长不让女孩子上学，学生只有赵兰香、樊惠兰等寥寥十来个。蔡畅就让本地教师带上黄友群等人挨家挨户做宣传，动员群众送女孩上学，宣传工作进行得很艰难。其中一位姓张的老汉极其顽固，怎么也不肯让女儿上学，他和大多数传统家庭一样，秉持封建社会“女人无才便是德”的愚昧腐朽思想，认为女儿上学抛头露面有伤风化，在家里学些针线，长大了给人家做个贤惠的媳妇才是本分。他一见女教师来了，正眼也不看她们一眼，就“哐”的一声关上门，从里面厉声丢出几句话：“你们回去吧，我的女娃不去学校，你们说了也白搭！”天天吃闭门羹的老师不得已只能去找蔡畅。

蔡畅看着她们委屈的样子，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很辛苦，革命工作本身就是艰苦的，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热情、更有耐心。”

看着战士们有所缓和的表情，蔡畅接着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是根深蒂固的，不要怪群众思想不通，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一次不行，做两次，两次不行，三番五次地做，总会做通的。”

蔡畅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又点燃了教师们的信心，她们重新上阵，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去做动员工作，半年后，女校终于有了40多名学生。那位姓张的老汉也深受感动，主动把女儿张惠琴送到了学校。在蔡畅的建议下，学校同时成立了“剪脚布”小组。每进来一个女童，就动员她放脚，最后全校女孩都放开了脚，她们高兴地说：“‘解放脚’走路真踏实。”有个叫田葡萄的女学生，在学校放了脚，回家被父亲田汉云打了一顿，说什么“女人缠脚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强迫女儿将脚又缠上了。蔡畅知道此事后，便亲自带上女教师，到田家做工作。她热情诚恳的话语，感动了田汉云，最后高兴地给女儿放开了双脚，还到处宣传说：“共产党和红军对老百姓实实在在好啊！”

蔡畅不仅关心女校的恢复和建设，而且十分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女校原来只开设国语、算术课，蔡畅指示开设了政治课，内容包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抗日救国、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女校从此成为陇东地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很多女孩正是在这里点燃了她们心中的第一缕革命圣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赵兰香、樊惠兰就是她们的代表，也是庆阳妇女心中永远的典范。

蔡畅同志虽然在陇东工作生活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她关心广大妇女疾苦，为陇东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永远刻在了陇东人民的心里。

响彻在陇原大地的振臂呼声

庆阳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衢，军事重镇。在这里建立共产党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必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唤起广大民众团结抗日、支持抗战的觉悟，发动他们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的群众运动中来，为党在陇东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稳固的群众基础。这不但是陕甘宁省委的工作重心，也是蔡畅率领的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团所肩负的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

工作开展伊始，蔡畅郑重而又耐心地向工作团的同志们讲解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方法。她要求同志们克服困难，全力以赴，发动群众，宣传抗战，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干部们迅速深入庆阳县城区和周围的各区乡开展工作，他们走村串户，大造舆论，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持抗战。同时，秘密发展党员，筹建党的基层组织。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唤起了民众，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界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工作团在庆阳城发展新党员100多名，先后建立了南街、北关、北街、西街、教子川、东塬、河东等10多个党支部，在庆阳城周围组织成立了三十里铺区委、城关区委、高迎区委、王塬区委、赤城区委、鸭西区委及白马铺区委。1937年1月在庆阳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庆阳县工作委员会”（系中共庆阳县委前身，对外称“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青年部、妇女部、民运部，蔡畅同志任工委书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成立了庆阳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陆为公任主任。

在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各界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也得到大力推进。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和庆阳县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同红军教导师、庆阳县第三区公署，商议制定了严厉打击土豪劣绅高利贷盘剥穷苦民众，提高雇工待遇，改善民众生活，动员群众抗日，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各项事务，加强抗日救亡指导工作等各项政策措施，先后以布告和训令形式向社会各界张贴公布，进一步强化了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和庆阳县各界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在社会各界的权威和声誉。广大群众参与抗战、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也进一步高涨。在共产党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之下，庆阳各界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如北街贫民委员会，西街贫民委员会，南街贫民委员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商人救国会，还有教育界、基督教界、江湖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纷纷成立。庆阳抗日群众在救国会领导下，出力出钱，捐粮捐款，积极支持抗日前线。从此，庆阳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共庆阳县委和庆阳县抗敌救国会的领导下，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蔡畅大姐等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救国、救民水火的光辉形象也深深扎根于庆阳人民群众的心目之中。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