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陕甘边界地区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大规模“围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恢复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此后，随着苏区的巩固和扩大，县、区、乡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了起来。这时，根据地领导人开始考虑把这些临时革命政权改建成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在筹建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决心克服旧政权贪污腐败成风的弊端，建立廉洁勤政的新政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条例，对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惩治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危害群众的规定十分严厉。比如，《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后来，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又增加了这样一条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元以上者开除党籍，贪污5元以下者开除军籍”。

10月28日下午，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荔园堡的关帝庙里开会，刚刚商量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事，杨森、贾生秀、白天章等人有事先走，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还没有散去。这时，有一位姓张的老乡前来反映情况，他七十多岁，家住荔园堡附近，是一个支持革命政权的热心肠人，也是革命政府里的常客。几个人把张老汉迎进屋里，倒了茶水，坐下来听他说话。张老汉是个急性子，也顾不得喝茶，寒暄几句后，直截了当地说：“村里人托我给你们反映个情况。土地委员长张步清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还雇了几个雇工帮忙，群众都在议论哩。”张老汉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刘志丹、习仲勋几个人也都知道。张步清是刘志丹和张秀山推荐入党的。这人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表现积极，打土豪分田地时，分到了土地和牛羊，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后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土地委员长，负责土改工作。这时，他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担心土改损害自己的利益，工作上也不太积极了，苏区的土改工作也就一直拖沓不前，好多贫苦农民都有意见。为了这事，刘志丹和张秀山都劝说过他。可是，他仗着自己参加红军立过功，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还辩解说：“我这是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

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都是党性很强的干部，他们既是苏维埃政府各项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最坚定的维护者。当时根据地物资匮乏，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实行供给制，他们和工作人员一起过着极端清贫的生活，从不因为自己是领导而多领一斤粮、多穿一尺布、多用一张纸。违反纪律的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也不论过去功劳大小，都要根据相关规定，坚决地予以惩处。他们本来也正考虑着要撤换张步清，现在，张老汉代表南梁的贫苦农民来说这话，在他们的心里是有份量的。他们当即就表了态，习仲勋说：“我们苏维埃政府决不允许有一个贪官，这次民主选举一定要撤他的职！”刘志丹说：“张步清是我和秀山推荐入党的，我们没把他教育好，我们也有责任，我和秀山在党委会上都要作检讨。”听了他们的话，张老汉高兴地说：“有了你们这些为民作主的清官，真是我们穷苦农民的福分。”

送走了张老汉，三个人又商量一番，决定立即把张步清管制起来，随后再由党委扩大会议做进一步的处理决定。商量停当后，刘志丹叫来警卫排长，让他带着两名战士立即对张步清实行了管制措施。

11月4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100多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汇集在南梁荔园堡的老爷庙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随后几天时间里，代表们讨论了苏区的许多重大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投票选举了苏维埃政府领导人。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1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及南梁一带的群众共3000多人在荔园堡的关帝庙前集会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胸前佩带大红花走进会场，坐在了主席台上。群众发现领导人的队伍里没有了张步清的身影，土地委员长换成了李生华。

再说张步清被管制起来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违反了苏维埃政府的《十大纪律》。管制期间，他反思自己的错误，写了长长的悔过书，还给党委的负责人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组织上怎样处理他都可以，但一定要保留他的党籍。就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前一天（11月6日）晚上，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召集党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张步清的处罚决定：撤销张步清的党内一切职务；念其有悔过之心，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没收他开垦的所有荒地，并处劳教两个月的处罚。刘志丹和张秀山也分别在会上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失察的责任。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