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马锡五，多数人知道他是陕甘宁边区时期老百姓心目中赫赫有名的“马青天”，其实，他更是一个共产党人廉洁勤政、亲民爱民的光辉典范。

马锡五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就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他1930年参加红军后，曾经是刘志丹、习仲勋的得力助手。之后，又历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陇东分区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他那种勤政廉洁、率先垂范的品质，深入群众、贴心为民的精神，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的风格，不拿架子、与民为伍的操守，都给陇东人民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并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亲笔为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对他这种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给予充分肯定和嘉奖。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后，马锡五先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新成立的省苏维埃政府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募捐、征集粮草衣物等战勤物资，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同时，也要筹备建立新解放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其时，初到陕甘边的中央红军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万里长征，仍随时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又正值冬季来临，红军战士不仅身着单衣而且破烂不堪，加之人员众多，军需补给缺口特别巨大。同时，陕北错误“肃反”的阴云还未彻底散去，当地群众因受打击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因而，工作环境非常复杂，条件异常艰苦，任务十分艰巨。马锡五对党交给他的这些艰巨任务，从未犹豫，欣然受命。他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群众基础好这一优势，带领政府工作人员，一面积极宣传红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一面克服困难，剿匪反霸，建立红色政权。为了保障部队粮草、棉衣、担架等战勤供给，他宁可自己少吃一口，宁肯不睡觉都要全力以赴，动员群众捐粮捐物，缝衣做鞋，组织群众把筹集到的战勤物资及时送达前线，保证前线战士有饭吃、有衣穿。他的辛勤努力，确保了直罗镇战役、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也为中央红军立足陕甘边，建立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7月，陕甘宁省党政机关由陕北吴起镇刘家渠村迁至甘肃环县河连湾。省苏维埃政府初到河连湾，住房困难，他和同志们只得借宿当地农民家。为了不干扰农家，不增加群众的负担，他和大伙开会商议，决定自己动手修庄旋窑，解决住宿困难。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他和机关同志们一道，崭崖面、挖窑洞、平院落、打土坯、砌门硷、搭土炕……每天天麻麻亮，他就早早起来吹口哨督促大家起床，晚上最后离开工地。劳动乏了，大家围在一起听他说笑话。他那诙谐、有趣的谈吐，往往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忘了劳累。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省政府共新修窑洞100多孔，很快解决了住宿问题。在这种艰辛的劳动中，他既是优秀的指挥者，又是踏实的劳动者，群众感慨地称呼他为“省政府的土匠头”！

马锡五虽然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但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本色从未改变。在担任庆环分区专员期间，为了让群众尽快了解共产党，使党真正扎根群众之中，他经常到老百姓家里去，坐在炕头上，有说有笑，问乡亲们有粮没粮，套几对牛，都有啥困难。时间一长，群众就把他当自家人了，曲子城的大人小孩，谁见了都愿意跟他打招呼，说几句话。他发现当地群众不注重积肥，农家院落、街头和道路上家畜粪便较多，多数农家还以干牛羊粪为燃料。这种习惯既不利于健康，也导致环境不够卫生，农田里肥料不足，庄稼产量低。他不嫌麻烦，不怕啰嗦，每遇开会或到农户家的机会，就讲解积肥入田的好处、不讲卫生的弊端，倡导人们养成勤积肥、常打扫的良好习惯。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机关的同志们积极宣传。为了带个好头，闲暇时间的每天清晨，他一手提筐，一手拿铲，到曲子镇的街巷拾粪。在马锡五的示范引导下，当地干部群众很快掀起了一个积肥热潮，不仅积了很多肥料，而且每一个院落，每一个巷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看到积肥入田、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在当地已经养成，马锡五又亲自制作了不少用来拾粪的粪叉子，把它们送给当地群众。当地群众曾感慨地说：“共产党的官就是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过去国民党环县县长上街都坐几人抬的大轿，街道上的群众老远看见就赶紧让道。马锡五这个管县长的官，不但和咱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还对我们怪亲切的！”

马锡五对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严格要求。专署迁到曲子不久，机关生活使一些年青同志滋生了优越感。当时这里的有钱人时兴戴墨镜，穿二毛皮袄，机关个别同志也去模仿。马锡五发现这种情况后很气愤，专门召开会议纠正，批评说：“我就讨厌一些人讲穿讲戴讲排场！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不是学着当地主。如今戴墨镜、穿二毛皮袄的有哪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有啥值得学的？共产党解放西北，是正大光明一本经，可我们有些歪嘴沙弥往往念走了样。”他严肃而直率的批评，对大家教育很大。同志们心里清楚，他是怕个别同志的错误行为损害我党刚刚在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啊！他还常常耐心地教导身边的干部和同志们：“咱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首先把老百姓的事儿挂在心上、拿在手上……”“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脑子里要时常记住群众的疾苦，注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如果忘记了群众，办事违背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就失去意义。”

1940年初，环县土匪赵老五胁迫群众武装叛乱，三八五旅警备第二团与庆环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平息了这次叛乱。平叛后，马锡五奉命去做善后工作。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暗杀的危险，走访群众，调查叛乱经过。调查中他认识到反动分子只是少数，大部分是不明真相、被胁迫的群众。他根据当时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惩匪首，教育胁从，释放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告知当地政府要向人民讲明，不许歧视受骗群众，还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发放了救济。对此，当地群众非常感激，更加信任人民政府，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接见了马锡五，并赞扬他善于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担任陇东分区专员之后，马锡五除到各县、区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外，也常常一个人随身带一件生产工具，到庆阳县城附近的群众家中或者田间地头找农民拉家常，了解情况。到了那里，他一边和农民一起干活，一边相互攀谈。起初人们都把他当领导尊敬，说话、办事也都很拘泥客气。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群众也就习以为常了，都拿他当知心朋友或自家人看待，老远里看见他来了，就会顺口亲切地喊上一声：“马专员，你来了！地头上罐子里有喝的呢！”他也不客套，不推辞，口渴了就到地头上提起水罐子喝上一气，就跟农民一起干起农活来。农民们如果一段时间不见马锡五，就会相互打听：“马专员这段时间不知道在忙啥哩？”这样一来，他在县城附近的西河湾、五里铺、崭山湾等处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中都有些什么问题，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愿意向他谈。在专署机关，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不时有农民群众来找马专员，或向他反映情况，或反映问题，或前来看望看望他们的“老朋友”。

一次专署开会，人都到齐了，却不见主持会议的马锡五专员。工作人员李顾云跑遍所有机关也找不见马锡五，后来才发现他正赤着双脚和附近一户农民一起抓粪种洋芋哩：一根栓斗的毛带挂在肩头上，怀里抱着粪斗，正午的太阳烤得他满面油汗，风把尘土扬起，飞到脸上，汗水在他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他干得正起劲哩！李顾云有些抱怨，嫌他出门不招呼一声。他看见后却笑着说：“看你，好像还有点儿不高兴？我又没被人杀了。”“我估摸离开会还得一些时间，没想到时间过得太快！”他不但笑着向小李道歉，还当场为自己立下规程：以后有事外出一定告诉通讯员。当人们一提起马锡五，庆城附近的农民群众无不交口称赞：他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更是咱老百姓的“好专员”！

有一次，马锡五到镇原县马渠区去召开乡民会议，在马渠街道碰上一个6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持状子，离老远就跪在他前面喊冤。他赶快跑过去扶起老人，安慰老人家不要着急慢慢说，并叮嘱她边区不兴下跪以后再不能这样了。他耐心地看了状子并听完老人的诉说之后，答复老人一定尽快把事情搞清楚。原来老人是因家务事告自己的儿媳妇。第二天开完乡民会，他找来了10个六七十岁当地的老人，把老太太的状子念给大家听。最后他说：“这里的风俗，大小事户中长者最明了，这个案子请大家来帮着查查。”老人们一听都有些发呆，面面相觑一会儿之后，又用疑惑的眼神看着马锡五。原来呀，老人们从来没见过像马锡五这样没有丝毫架子的官，也从来没见过这样查办案件的，都感到很吃惊。马锡五见大家踌躇，又耐心地解释说：“共产党是给穷人办事的。我们办啥事都要依靠群众。这里的情况我不熟悉，而你们最熟悉，所以请大家来帮这个忙吧。”听了马锡五一番话，老人们不但打消了疑虑，而且对马锡五把他们这些老汉看得如此重的做法非常感慨。他们马上就兴致勃勃地你一言我一语积极提供线索，帮助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理清了是非曲直，并提出处理问题的意见，使老太太的事马上得到妥善处理。事后，马渠的群众都说：“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人家马专员这家务事断得多好啊！这共产党的官还真是跟‘刮民党’的官不一样啊！”

1943年，整风运动已在陇东分区全面展开。马锡五通过基层来的同志了解到，康生所搞“抢救”运动出现偏错的问题已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一些村庄，仅所谓的“三青团”、“蓝衣社”、“CC派”就搞出了几十个人，涉及的面很广，农村已有些人心惶惶了。马锡五严肃地指出：“整风运动是干什么的？是在干部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这是总的目的。当然，对混进来的坏人，也要清除，但这是极少数。农村整风基本上也要以教育为主，对伪乡、镇长以上的人员，他们知道的要讲出来。但对下面的一般人员，一般农民，集中那么多干啥？涉及面太广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都不利。凡是一般农民群众，都要放回去！”接着马锡五又来找新堡区委书记，要他对农村的整风工作查一遍，不要把那么多的人搞起来，弄得草木皆兵，把一般农民群众都要放回去。他到曲子县检查指导工作，发现曲子县城附近一个十口之家的农村家庭，竟然有五六口人被搞成有问题的对象，受到管制。他非常生气地批评负责同志：“你们这真是胡日鬼！哪有一户人家有这么多有问题的？”当时，曲子县委、县政府搞了“坦白运动”之后，机关没有问题的干部只剩下三四个人了。马锡五严肃而又耐心地对领导运动的县上同志说：“你们在干部中搞了这么多人，都是坏人？现在只剩下三四个好人了，你这个县长还能坐得住？这么多干部都成了有问题的人了，你们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呀？”按照马锡五的指示，曲子县当时就对受到审查的干部重新进行甄别，结果绝大多数干部没有问题。这件事，不仅教育了曲子县的领导干部，也深刻地教育了其他县、区的同志，“抢救”运动出偏问题很快在陇东得到纠正。马锡五既能坚决执行党的任务，又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本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2月，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2年8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被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这十多年中，马锡五虽然在大区和中央机关工作，环境变了，地位也变了，但他那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没有改变。

1961年9月，患有严重疾病的马锡五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原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思念，专程来陕、甘两省检查法院工作。期间，他在庆阳县（原陇东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住了3天。那几年，由于自然灾害严重以及人为因素，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庆阳县委代理书记李世俊正好是与马锡五在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一块工作过的同事。马锡五一见李世俊就问：“这几年庆阳群众挨饿了吧？”李世俊回答说：“就是。”马锡五同志心情沉重地说：“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战争年代那么困难，这里都没有缺过粮。最近，党中央已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方针努力工作，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在庆阳期间，马锡五满怀深情地徒步察看了他十分熟悉的田间巷陌。“马专员回来了！”这时，闻讯而来的乡亲们涌满了马锡五正在视察的街道。望着马锡五亲切慈祥的面容和因病而显得消瘦的身影，乡亲们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因为激动而不由自主地涌向马锡五，他们有的想和他握握手，有的想和他谈谈知心话。马锡五见状一边挥手致意，一边也不由自主地向乡亲们走了过去。但是，考虑到马锡五的身体状况和人身安全，县上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阻挡了马锡五与群众的会见，马锡五为此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子。随后，马锡五还专门去了一趟环县。在环县时，他还在环城北面的二十里沟口和群众一起劳动，收割了一下午糜子。临离开庆阳时，马锡五深有感触地对庆阳县委代书记李世俊说：“离开陇东近20年了，很想和老区人民在一块多待几天。”他还说：“我这次很有可能是辞路来了。你们还年轻，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这里是老区，你们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好作风坚持下来，发扬光大，扎扎实实地把老区的建设事业搞好。”令陇东人民没有想到的是，与马锡五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的1962年4月10日，为新中国奋斗了30多年的马锡五在北京与世长辞了！时年64岁！噩耗传来，陇东人民无限悲哀，伤心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滚落不已！他们不断感念着这位心里始终装着群众、视人民如亲人的马专员！

当天，马锡五公祭大会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周恩来亲临参加。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沉痛挥毫，写下感情真挚、催人泪下的悼诗《锡五同志千古》：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同舟十二年。

未即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