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邠是陇东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祖籍山西灵丘，出生并成长于庆阳县城。他自幼聪颖仗义，俭朴善良，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极力反感生活浮夸、骄奢淫逸。成年后，他依然朴素耿直，心系贫民，有求必应，并且时常站出来为那些受到土豪恶霸欺压的百姓主持公道、撑腰打气，深受乡邻称赞。刘仲邠乐善好施的品德和声望，也招来了谭世麟、冯翊清等匪霸的强烈嫉恨和排挤，却无人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当时的黑暗社会使他心情十分沉痛。共产党和红军的到来，让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边，竭尽全力为抗日大业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陇东分委书记马文瑞称赞，“刘仲邠的最大特点就是站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一边”，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36年西安事变后，驻庆阳的东北军撤往西安。驻扎在环县木钵的红军中央教导师和蔡畅领导的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团进驻庆阳，发动庆阳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由于受到恶霸冯翊清的煽动和压制，群众不敢公开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局面就难以打开。这时，刘仲邠当即站出来，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共产党在庆阳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动员群众相信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并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同时，他还把自家20多石余粮捐献给红军，解决部队急需。从红军身上看到光明、看到希望的他，当即把家眷全部从山西搬来庆阳，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刘仲邠的举动，为红军在庆阳城站稳脚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7年春，红军教导师和新成立的庆阳县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决定，在庆城发动反对恶霸地主冯翊清的斗争，以拔除这个阻遏群众运动的“钉子”。冯翊清是当时的“庆阳八大家”之一，是庆阳大恶霸地主，他家占有4个乡的2000多亩土地，在县城兼营一些商业店铺，并勾结官府和谭世麟等地方恶霸，私吞灾款，鱼肉乡民，作恶多端，臭名昭著。为了使“反冯”斗争顺利进行，袁国平、蔡畅积极鼓动百姓揭发冯的罪行，但民众尤其是一些家里较为殷实的人思想不是很积极，这些人在百姓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刘仲邠见状，走街串巷，游说周围一些长期经受冯翊清压制甚至欺凌的中小地主，向他们宣讲红军对中小地主的团结政策以及建立统一战线对他们的重大作用，消除了处于徘徊状态的王家彦等中小地主和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绅士的后顾之忧，他们很快和红军站在了一边，与贫苦群众一起揭发控告冯翊清鱼肉乡民的罪恶，向教导师民运部提供线索，共商对策。在他的带动下，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纷纷与冯翊清划清界线，使其陷于孤立境地，很快便被抗日群众打倒，红军取得了“反冯”斗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肩负拱卫陕甘宁边区西大门和保卫抗日大本营延安的重要使命，从陕西三原开赴庆阳驻防。部队初到庆阳，人多没处住，粮食供应紧张，困难重重。刘仲邠主动将自己家的房子、窑洞腾出来给部队住，带头捐粮，动员群众帮助部队募捐和购买粮食，缓解了部队的困难。

1939年12月至1941年前季，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先后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对包括陇东分区在内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在边区周围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妄图消灭共产党，占领陕甘宁边区。在陇东分区，虽然有三八五旅将士极力应对摩擦，但是一些地主豪绅却趁机蠢蠢欲动，人民群众也怕“反水”，因而庆城一时人心浮动。刘仲邠当即挺身而出，带头焚毁帐约，废除佃户全部欠租。同时，还动员其他地主、绅士也都响应边区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也安定了人心。他还积极组织参与庆阳士绅代表团50余人给蒋介石国民政府致电请愿，要求制止摩擦，积极抗日。之后，又把自己的二儿子刘克武送到山西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当时，他的这些工作给群众支持共产党、拥护八路军带了一个好头。

1940年，陇东分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掀起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刘仲邠也积极参与，在全陇东分区第一个办起“利民工厂”，为全区军民生产急需的布匹、毛线等，推动了全县乃至全分区办厂建店、发展生产的热潮。为此他曾受到陇东分区和庆阳县政府多次表彰，边区报纸也作过专门报道。

1940年陇东分区成立，同年9月，陇东分区召开临时参议会，刘仲邠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和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议长。他把参政议政看成是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推进民主政权建设的神圣职责。在临时参议会召开期间，他与其他议员一起讨论当时庆阳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健全民众组织，加强锄奸运动，巩固抗日后方》、《实行民权主义，推进民主》、《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根绝烟毒、赌祸、酒祸》等重大提案。这些提案，既属当时抗日施政的重大紧迫问题，又措施具体，切实可行，所以一经提出，便为政府所接受，很快形成决议。会后，刘仲邠又到各地宣传动员，检查指导，帮助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特别是在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商议减租问题时，刘仲邠极力主张全分区实行三七减租，并豁免1939年以前的全部欠租。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也会使他和他的家人、亲戚蒙受很大损失，并且会招致全部中上层人士对他的不满。这一决议被参议会通过之后，他毫不在意别人背后的议论，奔走各县亲自召开座谈会，研究减租方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抗租，并亲自登门做一些地主的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减租减息工作成效显著。当时《解放日报》这样报道：“陇东分区减租减息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以满腔热情为陇东根据地的政权、经济以及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努力，为抗战大业奔走呼号的时候，病魔悄悄光临了他的生命之门。1940年10月他突然患急性喉症。虽病魔缠身，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承担的使命，躺在病榻上坚持批阅文件，召集各界人士协商工作。病情很快恶化，当他知道时日不多时，不无惋惜地说：“我苦苦寻求的真理，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走上这条道路我是很欣慰的。但是，我不能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一道工作了，看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了，又是很遗憾的……。”10月22日，刘仲邠，这位共产党和陇东人民的忠实朋友，这位把党和人民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陇东分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与世长辞，终年49岁。

刘仲邠逝世后，陇东分委、陇东专署、三八五旅驻军和庆阳县委、庆阳县政府在庆城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各地各界近万人前来沉痛悼念刘仲邠议长。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耿飚、陈伯钧等党政军领导亲临大会，沉痛吊唁。王维舟、耿飚、谢扶民、甘渭汉送来的挽联安放在悼念会场前方醒目位置。挽联对刘仲邠的革命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对刘仲邠的去世表示出了无限的惋惜和悲痛：

作抗日先导，为民主先锋，壮志未酬君竟死。

愤寇焰旋腾，怅妖氛待扫，老成凋谢我何言？

身在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惊闻刘仲邠去世的消息后，也送来挽幛一幅：“任务重于生命”，悬挂于祭奠大厅的门额之上，以沉痛悼念刘仲邠的逝世，也高度赞扬他把党和人民的使命、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的高尚品格。

刘仲邠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是充实而又灿烂的。他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却不居富自傲，在庆阳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一心为民的他或许受到了当时恶霸劣绅的嫉恨，但却赢得了庆阳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