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文，1906年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安村乡宋家嘴村一开明的富裕农民家庭，家里的人包括娶进门的媳妇都受过文化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是蓝田县很知名的望族。父亲的开明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她享受到了身边其他女孩子无法得到的良好教育。8岁时她被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少时的她聪明伶俐，性格刚直，同情穷人。有年过春节，她把家里刚出锅的一笼包子拿出去分给了穷人吃。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看见一个商贩欺负农妇，上去就踢翻了商贩的担子，折了秤杆，使得围观的群众唏嘘不已。这些事情很快传遍乡里，人们赞叹地说：“这女娃将来定是个做大事的人。”1924年她进入陕西省教会学校读书，1928年考入陕西省（西安市）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此时恰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军阀混战，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黑暗的社会击毁了张景文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寻求平等，寻求解放，使天下劳苦大众过上安稳日子，成了她的追求。

当时的西安也是一个革命思潮风起云涌之地，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撞。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张景文决心做一名推翻封建压迫、实现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她积极收集进步刊物，在同学中间常常发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一些激进言论。1930年初，张景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半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1932年4月25日就读于陕西女子师范的张景文，因在西安带领5000余名学生殴打、驱逐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而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

1933年10月，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十六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受党的派遣，张景文与丈夫徐国连（中共党员）毅然离开繁华的古都西安，离家别子，奔赴沟壑纵横、条件十分艰苦的南梁从事革命活动。张景文夫妇俩都是颇具学识的人才，根据地当即安排他们从事宣传工作。他们晚上编写宣传资料，创作革命歌曲，白天冒着生命危险，刷写宣传标语，走村串户，广泛宣传革命道理，鼓动了根据地群众积极参加革命的热情。张景文不但文采好，还能双手写字，被同志们誉为“军中才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张景文被推选为妇女委员长。她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大力宣传婚姻自由，鼓励妇女放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陇东人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张景文编唱过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头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骑娃娃。”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小学——列宁小学，并派张景文和霍建德到学校任教。南梁办起了学校，上学不要钱，穷人的孩子能上学，这在南梁是一件破天荒的大好事。在土地革命中翻了身的南梁人民，用红布给孩子们缝书包，把孩子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去上学。当他们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听着张景文老师给孩子们读“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的课文时，不禁热泪滚滚，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苏维埃政府。

列宁小学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只有两栋房子和一孔窑洞作教室。张景文带领60多个学生，自己动手垒土台、架木板，解决没有桌凳的困难。为了使教学内容通俗易懂，张景文和霍建德自己编写教材。他们采取诗歌或顺口溜的形式，使教材朗朗上口，好学好记。比如，政治教材有一段的开头两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课本不足，她就替学生抄。纸张、笔墨困难，就组织学生把大地当纸，用一根削尖了的柳木棍在地上写字。当看到学生们有的在念“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种地；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敌人”，有的伏在地上用木棍一笔一画地写着“拿刀杀土豪，拿枪打白军”，有的拿着红缨枪、木刀练习格斗、劈刀，准备练好本领，长大参加红军的时候，她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回，张景文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取出里面夹着的一张照片来，对学生们说：“你们来看！”学生们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小娃娃，就问：“这是谁家的娃娃？真乖！”“我的呀！”她给孩子们说：“我的小孩再过几年就会像你们了，也可以上学了。我也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个样，想着孩子长大了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那时候，在列宁小学上学的还有红二十六军三团的12名先锋队员，他们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娃娃。张景文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很关心，衣裳破了她亲手一针一线给补好，手脸脏了她一把一把给孩子们洗净，娃娃身上有了虱子，她晚上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给抓掉。孩子们平时都对这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老师，很喜欢，很敬重。

1935年春天，国民党调集4万兵力，发动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在南梁地区，红军和游击队与进犯的马鸿逵匪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后，于4月上旬撤出了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也随之迁到了洛河川的下寺湾。这时，列宁小学也停课了，张景文和红三团的先锋队员跟着红军走了，学生们也都离开了学校要回到各自的家里。临走时，她对同学们说：“大家要把仇恨记在心里，把课本藏起来，扛起红缨枪，和乡亲们一起同敌人作斗争。红军一定会打回来，学校也一定还会再办起来。”

到下寺湾后，张景文仍然从事妇女工作。在工作中，她性格活泼开朗，逢人爱说爱笑。平时光着脚丫穿一双黑方口偏带鞋，到群众家里把鞋一脱，光着脚就坐在炕上。群众和游击队员看到她这种随和的样子都爱和她说笑。1935年3月，党组织派张景文的爱人徐国连返回西安搞枪支，走到彬县小石崖时不幸被捕。他在狱中惨遭毒刑，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后被国民党割去头颅悬于城门示众。得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张景文十分悲痛，但她把仇恨记在心里，仍夜以继日地加倍工作。这年冬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张景文被诬陷为敌人派来的“奸细”，并被逮捕关押。令人扼腕的是，错误路线还没有来得及纠正，这位年仅29岁、对革命一生忠贞不渝、无私奉献的巾帼英雄无辜惨遭活埋，后来查明，她的罪名纯属虚构！对于她的死，同志们感到悲愤不已，即使今天再提起这件事，仍然哀痛惋惜。她教过的孩子，有的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有不少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