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仲夏，陇东大地一片金黄，阵风过后，望不到边际的麦田里翻过阵阵麦浪，沉甸甸的麦穗相互摩擦着发出微弱而诱人的“刺啦”声。今年的风调雨顺加上大生产运动的推动，陇东又迎来了一个丰收之年。四邻八舍的村民们早已沉浸在丰收而忙碌的喜悦之中。龙口夺食之际，陇东特委、专署和驻军三八五旅已经向各单位下达了帮助农民夏收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只留值班人员，其余人员全部投入帮助农民收麦的战斗之中。

7月的一天黎明，在新鲜而略带湿意的清晨，陇东贸易分局一群不太熟练的劳动者匆忙吃完早饭，就戴上草帽，拿着镰刀，背上水壶，向城外出发了。川地里，金色麦穗沉甸甸的低垂着，随风招迎着前来收割的人们。

第一天陇东贸易分局干部帮助收麦的对象，安排在庆阳城郊五乡乡长张林家。

张林家劳力本来就少，他还要忙于乡上事务，夏收就有了困难。干部们来到地头就投入战斗，汗水湿透了衣衫顾不得擦，腰酸背痛也不愿多缓缓，渴了喝一口壶水，饿了就吃机关送来的饭菜，这场麦收他们用了最大的努力。由于大多数人没收过麦子，一天下来8个人的麦收队割了3亩半。

第二天他们帮助收麦的对象是高迎区六乡赵志汉家。

这天，他们出发前对麦收队进行了调整，将本地干部增加到4名。赵志汉家种的地多（多为租种），劳力也紧张，他已经请了几个帮工开始收割。赵志汉和帮工们都是熟练的麦客子，每人把握6垄，一前一后割的十分稳健。后面来的麦收队员们挥镰拼命直追，4个地方干部干得满头是汗，不一会儿就远远地超过了赵志汉和帮工，其余4个队员也拼命“接力”，担心与队友们落得太远。被甩在后面的帮工们不服气，加力使劲，气喘吁吁地和麦收队“竞赛”开了，但常常赶上了又被甩在后面，口里不停地说着：“佩服！佩服！”赵志汉也以佩服的神情边割边注视着麦收队，大家谁都不说话，挥舞镰刀，奋力向前。只割了4个钟头，8个人就割了7亩。

第三天他们帮助收麦的对象是新堡区八路军抗属俄岭、友军家属俄氏和自卫军连长田治民等家。

这一天，陇东贸易分局将他们的麦收队由8个人扩充到11人。新堡区，出了庆城向北七八里就到。他们加紧步伐，一会儿就赶到了八路军抗属俄岭家和相距不远、丈夫在西峰国民党军队当兵的友军家属俄氏家。早上搭工开镰效率高，加上麦收队力量加强，还有前两天的现场培训，技术大大提高，虽然两家只有女人参加，但没有用到半天时间，这两家的麦子就被收割完了。

陇东贸易分局麦收队在自卫军连长田治民家麦田里受到热烈欢迎。这天，田治民正好到庆城参加乡选培训去了，家里只剩下他哥哥田治仁和两个妯娌收割。田治仁干过脚户，跑的地方多，见识比较广，性格也直爽。他一边割麦一边向麦收队员们谈论着去年的负担和今年的好收成，还时不时地看一眼饱满的麦穗，脸上洋溢出满意的神情，割起来好像越有劲儿了。他知道贸易局麦收队里有一个队员就是局长，就叹息道：“要是边区以外（指白区）的一个什么‘长’的话，一出门就会挎起盒子枪，戴上石头镜，迈起八字步给人显摆拿起架子了，要不就是东家寻吃个鸡，西家要喝个酒，哪里还知道给老百姓帮忙收麦。还是咱们边区好！八路军真是老百姓的军队，听说三八五旅放半月假帮咱们老百姓收麦，真好，真好！”“咱们那马专员呀，真亲热厚道。麦熟了，他也忙了，一天忙着跑这里跑那里。人都说‘麦黄糜黄，绣女下床’，现在我们的专员下乡了，谁能看出他的官架子？”他那风趣而又实际的话语，逗得麦收队员和两个妯娌一阵阵发笑，不知不觉麦田就被割倒一大片。

田家老妈妈艰难地拐着一双小脚和她的老伴田老汉，来到地头叫麦收队员和家人们回家吃饭，同时也心里好奇，想看看这群“公家人”麦子收得怎么样。两位老人和田志华无论如何都叫不回麦收队员，哪怕回去少吃点都不，他们都说在俄家割麦时，机关送来了午餐，大家都吃过了。田治仁有些想不通，就激动地说：“你们辛辛苦苦地来帮忙，不要钱，啥也不要，连顿饭也不让管！那……那我们不是太那个了吗？”麦收队员就解释说，政府和军队都有规定，不允许在老乡家吃饭，这是纪律，大家不能违犯。田妈妈也疑惑地问道：“你们连一顿饭都不吃，为什么还要这样卖力地给我家收麦子？”队员们解释道：“抓好农业生产，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边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只有我们边区壮大了，才能更好地支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我们下来帮忙就等于支持抗战。再说了，机关和部队来帮忙割麦的人多，这么忙的季节，让老乡给大家做饭就会影响夏收。所以，政府和部队都有安排，要求各单位安排专人，按时给收麦人员供应好伙食。”田妈妈听了后感慨地说：“真是好公家人呀，好公家人呀！”田老汉也念叨着：“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但真能吃苦耐劳，眼光也看得远。你想想，咱村里俄氏的丈夫在西峰国民党部队当兵，还给她家帮忙收麦哩，这是多好的人呀！”

这一天，是麦收队员们最愉快的一天——因为他们11个人竟然割了10亩半麦子。

（本文摘自《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爱民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