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庆阳县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很不彻底，农民的土地租佃权没有保障，租额仍然很高，农民在向地主借粮和欠租时还要遭受高利贷剥削。地主依靠他们拥有的土地所有权，通过收回土地租佃权等手段迫使佃农在减租减息中让步，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无理收回已经分配的土地。1945年，庆阳县进行过一次查租，但是查出来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佃农的情绪受到影响，减租工作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据各地在1946年6月区长、区委书记会议上汇报的情况，全县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农民的土地租佃权缺乏保障，地主无理收回的土地达到800亩，明减暗不减的佃户20多家。但是，实际情况比上述汇报的情况还要严重。会后的复查发现，驿马区已复查的4个乡，104户地主中有43户减租不彻底；新堡区普遍存在明减暗不减现象。另据调查，庆阳市清算前地主占有土地10455亩，清算后剩余8241亩，非法多占2214亩。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及时调整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人民政权的基础。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肯定了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群众通过斗争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群众运动，要求各地党委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五四指示》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7月21日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调整边区的土地政策。边区政府要求，“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

庆阳县解放区的清算减租从1946年7月下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在此期间，由于战争形势逐渐紧张，这项工作一度中止。10月下旬，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率领的工作组到来后，清算减租重新开展起来。清算减租是一场阶级斗争性质的群众运动。佃农是这次斗争的主力军也是最大受益者，一些区乡80%以上的佃农参加了减租斗争。为调动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各级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宣传动员通过发展积极分子改造农会、利用整训自卫军召开宣传动员大会、减租与司法工作相结合等方式进行。在清算减租过程中，佃农被组织起来，与地主进行了面对面的直接斗争。斗争的方式主要有向地主诉苦、说理斗争两种方式。诉苦用于对恶霸地主的清算，具体方法是通过群众大会形式公开揭露地主的罪恶。说理斗争用的比较广泛，针对中小地主的斗争一般都采用这种方式。

清算减租采取一般减租与个别清算相结合的办法。清算和退租的办法贯彻陇东地委制定的17条清算减租原则。退租可以支付钱粮，也可以折算成土地或财产；清退付钱粮，也可以折算成土地或财产；清退出的土地和财产，其原租佃户有优先购买权；地主名下来历不明的土地，退还原主人；站年汉已结为夫妻的，可分得一份土地。群众公认的恶霸地主被彻底清算，退租时间从1937年算起；占有土地较多的地主退租要附加利息并延长减租退租的时间，一般从1939年算起；中等地主退租从1940年算起，小地主及富农兼地主剥削者只减租不退租。减租退租标准，根据占有土地情况分别实行三七减租和二五减租。大地主一般按三七减租，中等地主按二五减租。

经过清算减租，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土地17017亩，其中购买土地10251亩，当入土地5428亩，赎回土地263亩，收回地主违法夺回土地1075亩；得到粮食160石、窑洞398孔以及一些银元、家畜财产等。取消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封建债务共计粮食39.68石、牛6条、银元20元、法币11850、羊100余只。清算减租涉及的地主、富农67户，其中大地主10户，中小地主54户，富农兼有地主剥削者12户。参加减租斗争的农民约1000户，得到实际利益的468户。每户平均获得土地38亩、粮食39石。农民获得的土地约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3.9%，获得土地的农民约占全县总户数的4.5%。

在清算减租中，一些租佃关系被解除，封建剥削阶级的势力被削弱，贫下中农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清算减租后，获得土地的佃农的阶级成分上升，一部分由贫农上升为中农，一部分由中农上升为富农。以高迎、庆阳市、三十里铺、驿马、桐川5区（市）为例，原有富农2户，中农71户，贫农180户，雇农3户，城市贫民5户。清算减租后，3户雇农全部上升为贫农，52户贫农上升为中农，12户中农上升为富农。清算减租斗争的胜利，调动了获得土地农民保卫解放区的热情，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新堡区获得土地的佃农发起了劳军运动，给军队送羊29只，鸡150余只。桐川区四乡的17名青年在清算减租斗争会后立即要求参加自卫军。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庆城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