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珪璋起家的经过

    陈珪璋（别号汉卿）是甘肃庆阳人，生长在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父和伯父均是前清武举，在董福祥部做过都司一类官职）。家中虽有少量土地，陈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主要的农业劳动，也没有读过书。曾一度当过店员。后来在甘肃军阀谢有胜部下当过兵，打仗奋勇。1925年谢部被西北军打败，退到陕西耀县一带山区，陈遂回到自己家乡庆阳。当时因生活无着，常与帮会分子赵文华等赶集（集市）赴会（骡马会），依靠赌博为生，常获赌利，尽情挥霍，因此，为地方人所卑视。为当时庆阳游击司令谭世麟（庆阳八大家地主阶级代理人，恶霸一方，为所欲为）妒愤不满，见面就辄加斥责。陈对谭也表示反抗，双方结有仇怨。

    1926年，陕西姜宏漠部窜扰庆阳，谭对该部力量估计过大，事先率队出城逃避。姜部不费一枪一弹到达城下，正在整队进城之际，陈珪璋与赵文华等约集多人，乘其无备，以城上土炮轰击了数响，姜以城内有埋伏，竟被吓走，全城人民生命财产从侥幸中得以保全。于是，过去对陈所不满者，反而对陈发生好感；同时对谭世麟的未战先逃，地方人也流露了不满情绪。陈等以此骄傲，往往在街头巷尾，对谭讽刺嘲笑。谭恼羞成怒，乃派兵捕抓陈等，欲图报复。陈闻讯逃跑，谭将陈的父亲和不满10岁的孩子陈满娃兄弟2人及陈的弟弟等4人抓押顶案。从此，谭、陈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

    陈逃到陕北保安县，无以为生，投奔当地某油坊作小工。油坊主人察其言行，不似工人，屡次追问其来历，陈具实以告，说明自己的志愿。油坊主人嘉其老诚有志，将家中所藏一支毛瑟枪赠陈，嘱其图大事（当土匪），临行并多给工资。陈得此枪，并受到鼓励，偷偷回家，又受其父多方勉励，决心准备起事。以后陈当了师长，经常把一支毛瑟枪高悬堂屋中央，当作神灵祀奉，以资纪念。

    1928年至1929年，甘肃连遭空前旱灾，饿死人的现象到处皆是。有些灾区，还有人吃人的现象。但地主阶级对灾民又多方勒索，再加上西北军的压榨剥削，一时人心浮动，反抗情绪不可遏止。陈珪璋就在这时，在他父亲沽酒宰羊鼓励之下，与赵文华、杨豁豁、李福录等结为5大兄弟，在庆阳边区南梁等地方揭竿起事。随后，又续为7大弟兄（即汪飞西、赵文华、陈珪璋、郭镇海、李福录、杨抱诚、杨豁豁），以赵文华为首，组成“甘肃义军混成团”，赵为团长，汪飞西为参谋，陈为第一营营长。打着反对西北军的旗帜，以抗兵抗粮抗款为号召，一时从者很多，先后收缴了庆阳、环县、宁县、正宁、合水等县保安团和警察局的枪支，把徒手队逐渐武装起来，成为一支反统治、反压迫的地方武装力量。

    1928年4月间，赵文华在围攻合水城时，负伤毙命。陈珪璋在一时愤激之下，身先士卒，奋勇攻城，部众在陈的义愤鼓励下，一鼓作气攻进城去，消灭了合水城内的驻军和警察队，为赵文华报仇雪恨。事后部众感于陈的义气和勇敢，一致拥陈为首领。从此，陈珪璋就继任了团长职务，很快地发展起来。当时陈深感自己威望不高，号召力不大，在饷械两缺的情况下，困难重重，决定先请一位夙孚众望之人来领导，既可扩大影响，以广招徕，又利于对外联系，进行活动，等到实力充实，基础巩固后，再作实际领导，部下也同意陈的意见。

    当时陈珪璋所考虑的人选是黄得贵。因陈于1925年在三原被迫交械后，曾投入黄的部下当过副官。当时黄为甘军旅长，有善战之名；同时好理民刑诉讼，又有“黄青天”之称，黄的作为，为陈素所敬仰。而黄自与西北军作战失败以后，流亡大连，陈遂提出请黄来做过渡领导的问题，部众一致同意。

    在大连闲住数年的黄得贵，也有“久静思动”的念头，想重新招兵买马，以达到统治甘肃的迷梦。加之前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逃往大连亦想卷土重来，一再怂恿黄先成行，企图俟黄创有基础，他再回甘做总领导人。黄得贵由于回甘心切，乃自找门径，通过国民党军阀何成浚的介绍，蒋介石给黄以“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名义（“逆”指冯玉祥）。但有名义而无实力，感到无从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适逢陈珪璋派人来请，真是无限美妙的机会，黄遂于1929年10月回到甘肃宁县早胜镇（陈部驻地）。陈珪璋率队迎接，一见翕然如故，彼此互相利用。

    黄到陈部之后，即揭出“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旗帜，全军称黄为司令，陈也以部属自居，听黄领导。及相处日久，陈所希望于黄者，无显著表现，而黄对陈往往采取压抑态度，陈颇不满。同时，黄看到陈部的帮会作风粗野不堪，又因借筹军饷，“大拉票子”弄得宁、正等县人民怨声载道，曾有地方士绅，跪地求见黄司令，请求制止“拉票子”的举动。一日，当着陈面，黄以掌打自己的脸，表示耻辱，不愿与陈为伍。陈当时对黄下跪认错，表示以后坚决制止“拉票子”的行为，但思想上对黄益怀不满。再加上陈的骨干汪飞西忌恨黄得贵的所作所为，陈的其它部下，也有人主张将黄撵走。于是陈、黄矛盾日深，黄在不得已情况下，于1930年3月间离开陈部。陈派营长杨德春护送到环县贺连湾，黄遂由此带一连骑兵到达固原，与李富清民团合作，成为另一支地方武力。黄走后，陈将“甘肃义军混成团”改称“革命军西北讨逆军”，陈自任司令，汪飞西任参谋长。

    二、陈珪璋与西北军

    陈珪璋反对西北军一直是坚决勇敢的。在其部队初具规模尚未成熟时期，于1929年曾与西北军的施纪叔师在镇原县殷家嘴打了一仗，虽给西北军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毕竟是乌合之众，经不起阵地战，只得退到陕西栒邑一带。经过一个时期的整休，陈部实力又逐渐成长起来。此后，与西北军不止一次的在邠县、长武、泾川沿交通大道地区进行游击战，曾获得多次胜利，给西北军以相当大的威胁。同时，西北军中甘籍官兵，不愿跟西北军出关作战，投降陈部的很多，如杨抱诚、郭镇海、杨得春等，都是西北军的连、排长，带着整连整排投降的，因此，就扩大充实了陈的实力。陈部遂于1930年农历正月间，由栒邑移驻宁县早胜镇。后在西北军冯治安师、马鸿宾师、施纪叔师的四面包围进剿下，不得已才投降了西北军，接受了西北军的改编，将讨逆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以陈任旅长，遂由早胜镇移驻西峰镇。不久，西北军东调，留守力量极为薄弱，全省已成混乱局面。陇东重镇平凉已在土匪王富德、吴发荣、惠彦清等部包围之中，人心惶惶不安。陇东行政长官兼绥靖司令杨承基派代表到西峰镇，请陈派队解围。陈遂借此机会，于同年4月间，全部开驻平凉。

    1930年，陈部科长李清馥曾介绍刘志丹到平凉与陈取得联系，陈给刘以十一旅旅长名义，支持刘志丹回陕北活动。闻刘到陕北后，陈尚以枪弹服装接济。有一次把接济的物资运到庆阳转陕北，被陈部旅长蒋云台扣留。随后，陈与孙蔚如进兵兰州，陈、刘联系遂断。

    三、陈珪璋在平凉

    陈珪璋进驻平凉不久，即借故杀了杨承基，并缴了杨部所有武器，以表示反抗西北军的决心。接着将原有4个团，整编为一、二、三、五、七5个旅，以谢绍安为第一旅旅长，郭镇海为二旅旅长，杨抱诚为三旅旅长（杨死后由孙远志接任），杨豁豁为五旅旅长（杨死后由蒋云台接任），李彦和为七旅旅长。还编制了两个骑兵团，以刘庆样、惠彦清分任团长，另外，还有司令部直属的营、连、队。几年来的乌合之众，一变而为正式军队，不但有了军事制度，而且重视了军事训练，官兵一律换上灰布军服，粮饷按月由军需处发给。同时，把过去存在的一些奸淫掳掠和“拉票子”等行为大力改正。对行政也开始重视，以汪飞西兼任陇东行政长；各县县长人选，亦予调整。惟陈是以帮会起家，所有部队中的主要骨干，都是帮会分子充任，很少有知识分子参加。陈当时感到自己摊子大了，需要揽人才，于是大开“敬贤礼士”之门，计先后被延揽到的知识分子有秦峻峰、弁月秋、柯与参、孙伯泉、张精山、李镜塘、高紫岳、胡耀武、孙远志、韩国士等。后来还把刚由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安立绥（学陆军的）待为上宾，准备以副师长留用，但未实现。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组织了政治处，以孙伯泉为处长。1930年5月间，执行省政的省府八大委员杨思等，派了任丹山、秦峻峰为代表，到各地进行和平联系。陈珪璋派代表张本仁，与马廷贤的代表马建谟，鲁大昌的代表桑汤六同到固原与黄得贵联系，协商组织甘肃联军和消灭西北军的问题（当时兰州尚为西北军残部雷中田部驻守）。决定推陈为陇东东路联军司令，黄得贵为陇东北路联军司令，马廷贤为陇南路联军司令，鲁大昌为陇西路联军司令；在天水设联军办事处，公推马建谟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夺取兰州。从此，陈珪璋又取消西北军所给的暂编第一旅旅长名义，揭出了陇东联络军司令旗帜，与西北军完全对立起来。陈为了实现独霸陇东的野心，首先派旅长杨抱诚率队消灭吴发荣，不仅取得了静宁地盘，同时对隆德、庄浪两县，也从黄得贵势力范围内夺来。从此，陇东17县的军政大权，基本上为陈珪璋所独霸。

    四、陈、黄互拼与黄得贵被暗杀

    陈珪璋在夺得静宁、庄浪、隆德3县之后，原拟派杨抱诚乘胜西进，直扑兰州，以作统一甘肃的先驱。惟因当时黄得贵不甘心隆德、静宁、庄浪3县地盘被夺，乘杨抱诚西进平凉空虚之际，于1930年秋，派团长李富清袭击平凉，欲乘其不备，消灭陈部。李富清指挥固原军队，直抵平凉城下时，陈珪璋一面指挥城内驻军迎击，一面电调杨抱诚率军回援，将固原军队予以包围。陈亲自督战，并将部下怯战不前官兵连毙数名。在内外夹攻之下，固原军不支，纷纷溃退，李富清负伤阵亡，陈珪璋亲斩李首，打着得胜鼓回城。

    黄得贵既失去3县地盘，又伤亡一员可靠将领，对此失败更不甘心。于是加紧整顿部属，又联络陕西杨万青、毕梅轩、刘得才等部（均系甄寿山部、甄失败后窜入陇东），准备二次进攻平凉。陈珪璋闻讯大为不安，当即派和平代表4人（我是代表之一），到固原向黄得贵卑词求和，表明只要和，不再攻平凉，仍愿服从黄的指挥。在此情况下，黄果然被其软化，允诺不再进攻平凉。陈、黄关系，从此表面趋于缓和，实际上矛盾仍严重存在。结果在1931年冬，黄得贵被陈的参谋祁鼎丞勾结地方无赖李盘丞暗杀。事后据祁亲谈，他杀黄得贵是陈珪璋与汪飞西所指使的。

    五、陈、杨会晤与陕军入甘

    1931年，陈珪璋占据陇东17县以后，部队逐渐扩大，力量随之充实。通过国民党中央视察员马文东、严尔艾、谭克敏、刘秉萃等人的电保和陈部各方面的活动，蒋介石给陈以“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的名义。但军需饷械，毫无援助，完全仍由地方供给。陈珪璋既得了“陇东王”的地位，更想进一步做统一甘肃的打算，但感于军械仍不充实，对外联系不广泛，几经派人到上海购买枪械子弹，但陕军杨虎城一点打不通，即使买到，也运不过来。陈珪璋常常说：“杨虎城可以致我的死命”，即指此而言。因此，联络陕军成为当时陈珪璋最迫切的问题，曾派秦峻峰等不止一次到西安，通过各种关系，设法与杨虎城接近。杨当时为西安绥靖主任，他是大西北主义者，不允许甘肃的割据局面长此存在下去。感到陈珪璋所割据的陇东各县，是甘肃的第一道门户，陈所统治的两三万军队，也是一个相当雄厚的力量，如果能将陈的关系搞好，就可以变阻力为助力。于是他先后派陈冠三、杜斌丞等与陈珪璋取得了联系。在陈、杨双方谅解之下，陈珪璋于1931年秋，应杨虎城的电邀，亲自去西安与杨会晤，协商统一甘肃问题。

    陈的内部原分陈（珪璋）汪（飞西）两派，在陈去西安前夕，两派看法不一，陈派不主张陈亲自去陕，恐出危险，主张由汪飞西代表前往；汪派认为陈、汪身份不同，非陈去不足以表示诚意，遂决定由陈亲去。但陈派中的主要人物，如李镜塘、张精山、刘庆祥等，以他们阻陈计划失败，请我向陈分析利害，意在劝阻。我向陈代达意见后，陈说：“大丈夫一句话说出，就不能失信。我到西安，他要求什么，我答应什么。至于以后怎么办，那还在我们哩。”陈珪璋到西安后，受到杨的盛大欢迎，此种欢迎局面，为陈有生以来所没见过的。陈在感奋之下，把亲生儿子拜给杨作义子，与杨拉成“干亲”。并对杨说：“我的出身不正，今见主任，如拨云见天，实在感到光荣得很。”杨说：“咱们出身还不是一样吗？”陈听了以后，感到非常舒适。后来谈到派十七师入甘平乱问题，陈满口答应，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全力协助一切。杨又说：“甘乱平定之后，立即派兵去打宁夏。成功之日，就以你为宁夏主席。”陈听后更感欢欣。杨部的主要将领冯钦哉、孙蔚如等均与陈结拜为异姓兄弟，表示“精诚合作”。陈在此意外的光荣鼓舞下，离开西安回到平凉，每与部下或朋友交谈时，常以西安的欢迎盛况引为光荣。

    1931年冬，孙蔚如率十七师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入甘平乱，孙一入甘境到了泾川，陈即派代表前往欢迎（我是代表之一）。孙到平凉，陈又开大会欢迎，在表面上陈、孙之间，似曾融洽，但骨子里是同床异梦。如就进军兰州的问题而言，孙一定约陈一同前进，并肩作战，而陈允许派队协助，不愿亲自前往，思想上顾虑很大。但孙坚决邀陈前往，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精诚合作。实际上孙对陈不放心，恐孤军深入，陈留平凉，使陕军有后顾之忧。这是陈、孙矛盾的主因。因此，孙曾对陈说：“我们的团结是精诚的，不可有丝毫怀疑。我对你如有坏意，欢迎一颗大炮弹。”说时，并指着自己头颅。陈在这种“精诚”表示之下，允诺一同前往，但思想上仍是顾虑重重。当陈去兰州计划未决定前，陈的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汪派主张陈去，陈派与此相反。陈派中主要人如李镜塘、刘庆祥、张精山、祁鼎丞等，又来请我去劝阻，我对陈谈过之后，陈表示他左右为难。最后唉了一声说：“好吧，他一定要我去，我就去。大丈夫把命交给天，走着看吧！看他收拾我呢，还是我收拾他呢？”我本来也是不同意陈一同去的，但看到陈已下最后决心，只好不再劝阻。由这种情况来看，陈、孙的所谓精诚团结，原来是虚伪而不可靠的。在陈与孙向兰州进军后，孙仍在平凉留守一团人，名义上是维持西兰交通运输，实际上是对陈防备的具体措施。

    十七师两个旅的旅长杨渠统（即杨子恒）和段象武率队先开，陈部孙远志旅和两个骑兵团接续西进。到静宁时，雷中田部第三旅旅长石英秀率部投陕军，故一同前进。一路上，陈、孙部队先后交插，陈、孙两人，并车而行，到达界石铺，杨旅和陈部直趋会宁，段旅和石部经义岗川开向定西。会宁即西北军防地，有雷中田部第三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工兵营，营长刘开珩）防守，由师长王家曾亲自指挥，准备抵抗（会宁原计划不守，因当时谣传王已投陕，故王负气死守）。陈、孙计划分两路进攻，孙部担任正面攻城，陈部骑兵团绕道会宁之北，出距会宁20华里的鸡儿嘴，截断西北军在定西与会宁之间的联络线，东西夹击。陈珪璋当时估计会宁是西北军第一道防线，兵力一定坚强，不可能马上攻下。即密令他的骑兵，伺机前进，俟观察正面战况后，再下令进攻。不意会宁守军，战斗力极弱，一攻即破，师长王家曾被俘，战斗在很短期内即行结束。陈部骑兵尚徘徊于北山之间，等候陈的命令。孙对此表示不满，当面以陈部不听命令而提出批评，陈转面对部下申斥了一顿了事。

    定西是西北军第二道防线，雷中田派旅长潘振云防守。陈、孙分三路攻打，十七师杨旅由清凉山攻击正面，段旅由定西南川向北攻击，在定西城会师。陈部派骑兵两团绕道定西北山攻打距县城40华里之巉口，准备截断西北军归道。这次对定西敌人的战斗力量又估计错误，他认为会宁易下，定西必然不难攻克。倘蹈会宁覆辙，恐有诸多不好。于是命令刘庆祥、惠彦清两团，必须很快攻下巉口，以与孙军争雄。不意情况恰与会宁战役相反，在敌人的大部队的顽强抗击下，杨旅损失极大，几乎不能支持。幸段旅增援，才转为相持的局面，但仍不能取胜。正在这时，陈部攻下巉口，定西、兰州之间联系中断，定西陷于包围之中，时雷中田亲临定西指挥，以巉口被截。兰州情况不明（时传留守兰州的高振帮已变），连夜逃往内官营，命旅长石玉修率队投鲁大昌，雷本人去四川。雷师的高振帮旅在联系中断后，逃往皋兰北山水埠河一带，兰州仅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兰州绅士杨思、张维等派代表欢迎孙、陈军队进城，战事至此即告结束。

    孙、陈进入兰州，论功行赏，巉口之功，是首屈一指。孙对陈一再赞扬，陈亦以殊功自居，更增加骄傲情绪，渐渐对孙不太服从。孙、陈关系，从此日益恶化。

    六、孙陈矛盾日深与陈珪璋之死

    孙蔚如是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入甘平乱的。进入兰州后，又以宣慰使名义兼代伪甘肃省主席，军事、政治统一由孙负责。杨子恒兼任了兰州警备司令。陈珪璋一到兰州，恃功骄傲，又受到秦峻峰一般谋士政客的怂恿挑拨，无论在阅兵场合或宴会当中，与孙平起平坐，毫不谦让。孙为了扩大军政大权，派代表向各方联系，而陈珪璋也派代表向各方联系，招致孙的极端嫉忌。当时，兰州战事虽告结束，而省内割据局面依然存在，政权尚未统一，财政收入，仍归各区所有，仅靠兰州范围内的粮款，是入不敷出的。特别是军队过多，军需浩繁，粮秣一时供给不上，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陈珪璋以陇东收入之款，十万八万，一批一批汇兰，不用在军事开支，意在暗中收买孙部枪弹，积极充实部属。而在粮秣问题上，又常常派人在粮台打闹，这又为孙所不能容忍。孙、陈原有计划，在甘乱平定后，进一步攻打宁夏，为陈开拓地盘。但孙急于巩固政权，对攻取宁夏，尚未计及，陈以目的不达，对孙更有怨恨。于是暗中千方百计与甘肃大绅杨思、张维等计划，进行“甘人治甘、陕军回陕”的活动，这种标语直贴在省政府门口，引起孙的极大不快。此外，陈为保荐陇东17县县长，曾将其参议、秘书等亲信人员，开一名单送孙发表，孙照名单发表了15人，只有灵台、庆阳两县县长，未照保荐名单发表，陈大发雷霆，当时，就要向孙质问。经许多人力劝乃止。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孙、陈矛盾至此已极，旁观者为陈担忧。但在秦峻峰等包围怂恿之下，陈不自醒悟，亦不警惕，彼此矛盾，终于演变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发展到陈被杀害。至于陈致死的经过，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

    在1932年春节期间，陈珪璋与有些人聚赌玩乐，陈因精通此道，参与者无其对手。十七师团长王劲哉，常去陈处豪赌，竟输银币5万余元，照数付还则力量不够，欠债又有伤面子。王的性格恃强好胜，向不与人说下情话。在此情况下，只有利用孙、陈矛盾，谋害于陈。于是暗结孙的参谋王宗山，捏造事实，说陈业已准备成熟，发动叛乱，若不及早下手，必为陈所暗算，说得确凿有据，耸人听闻。孙蔚如在疑、信不决时，二人几至泪下。孙最后决定请杨子恒去商议。孙、杨等人密议后，认为情势既然危急，应以先下手为强。孙即令杨子恒立即布置，逮捕陈珪璋。乃于农历正月十五日灯节之夜，杨令其特务营长杜耀宗率士兵数十人，借抓逃兵为名，冲进陈的赌场——佛照楼旅馆，将陈捕获，当夜活埋于省政府西花园（陈死时年31岁）。对秦峻峰也同时搜捕杀害。当事变发生时，陈在兰部队的旅长孙远志趁春节机会，带卫队数十人，回临洮原籍过年。刘庆祥、惠彦清两团长和部分带兵官，都进城赌博或游玩，多不在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陈部遂被包围解决。陈被处死后，驻平凉陈部也消息隔绝，尚无听闻。汪飞西等于正月十六日，正在忙于为部下军官郭镇海结婚，大吃大喝，防务松弛。是日夜，杨子恒旅留驻平凉的一个团，奉命向陈部突然袭击。当时，驻平凉陈部原有二、七两步兵旅及许多直属部队，论实力大于杨部数倍，但汪飞西等一闻枪声，手忙脚乱，仓卒应战。天将明时，城内主要街道均被陕军夺占；各城门守军，均被缴械。汪飞西与郭镇海、李彦和等越城墙逃出。平凉遂为杨部黄照华团占领。陈部驻灵台之第一旅，驻西峰之第五旅及留守泾川的第三旅，共计约五六千人，闻讯纷纷逃往庆阳一带。后杨子恒派人将第一旅收编，旅长谢绍安“解甲归田”。蒋云台率第五旅往陇西投鲁大昌。轰轰烈烈一时的陈珪璋部，就此结束。接着杨子恒以陇东绥靖司令名义，驻防平凉。

    1932年邵力子主甘，孙蔚如交出政权，率部驻防平凉时，一日约我谈天。在谈到陈珪璋问题时，我问他：“陈珪璋问题的如此处理，是你的成功，还是你的失败？”孙说：“那不仅是三十八军（十七师扩编的）的失败，也是整个西北的失败。”我问：“既然如此，何必那样处理？”孙说：“两虎相斗，先下手者为强，事情已演变到那个程度，咱不杀人，人便要杀咱。”这一席谈话，也可作为陈珪璋之死的一个补充说明。

                                        （选自《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