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梦 阳 古 文 评 价

南 玉 印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坛上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力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影响颇大，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地位。有《空同集》66卷传世。后人较重视他的诗，清人沈德潜编的《明诗别裁集》中选了他的诗47首，但对他的古文却不够重视，即使有人偶而提到，也多持贬抑态度。直至目前，尚未见较全面、较深入地研究李梦阳古文的文章。笔者试图就他的古文谈点粗疏的意见。

   《空同集》中共有文302篇（另附有秘录2篇，不在此数内）。量最大的是序，共82篇；其次是墓志铭37篇；杂文总数是74篇，但里面形式比较驳杂，有铭、赞、箴、戒、颂、辞、诔、对、解、字义等；书26篇；碑文25篇；记22篇；祭文18篇；状疏4篇；上书1首；族谱6篇；传6篇；行实1篇。

    在这300多篇古文中，字义、解、对等几篇短文，内容空洞，也无艺术性可言，其余绝大多数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更有不少篇章思想深刻，笔墨洗练，章法讲究，值得重视。和后人流行的“摹拟剽窃”或“古人影子”之类的评断是大相径庭的。

    空同子古文的思想内容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点。

    首先，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刻的政治见解。

    李梦阳处在明王朝建立后100年多一点的时代。明统治者吸取前朝倾覆的经验，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虽然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但就全国总的形势来讲，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战火消弭了。由于承平日久，官僚们多不以国事为重，只醉心于功名利禄。包括皇帝在内，多沉湎于声色狗马、酒宴玩乐之中。为了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享受和无度的挥霍，就要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宦官专权、外戚豪强横行霸道，激烈的阶级矛盾在酝酿之中。反映在文学上，是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旨，平庸乏味、空洞浮泛为特点的所谓“雍容典雅” 的“台阁体风靡文坛，萎弱沉闷、毫无生气。这种文体，只纠缠在应制唱和、颂圣与应酬题赠上，不痛不痒，无病呻吟，于政治无补，于民生无益，于教化无用，于陶冶情性无功。李梦阳于这表面一潭死水一样的现实中，看出了官场上的角逐倾轧、幽深处的暗涌潜流，政治现实使他警觉忧虑，“台阁体”萎弱文风的厚厚的气层使他窒息。这与他爽快刚直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忠君的儒学正统教育也使他不能对这种现状无动于衷。于是，他一方面以复古为宗旨，起而反对“台阁体”文风；一方面操起如椽之笔，刺向弊政，写下了《上孝宗皇帝书稿》、《代劾宦官状稿》等言词激动、分析深刻、言之有物、持之有据的好文章。同时在《送陈公赴贵州序》、《送右副都御史臧公序》、《送童公赴京尹序》、《送陈公序》、《送右副都御史孙公序》（以上均见《空同集》卷53)、《送李德安序》、《赠郭侯序》、《李君升按察司佥事兵屯颍上序》（均见卷54)等送别序文中集中议论政治，颇多精深的见解。

   《上孝宗皇帝书稿》，是梦阳政见的荟萃。明人汤宾尹在《空同文选评林》中评这篇文章：“识体如贾长沙，鲠直如汲长孺，此皇朝有用文章。”这是十分精当的。在这篇疏文中，他以直臣的忠心与政治家的胆识，慷慨陈词，指出危及国家生存的“二病、三害、六渐”即“元气之病，腹心之病；兵害、民害，庄场畿民之害；匮乏之渐，盗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眩惑之渐，贵戚骄恣之渐。”他认为扭转这种危险局面的原则应是扶正抑邪：“拨廉直、奖忠鲠、斥无耻，大臣进庐扁之佐。”他提出抑制宦官权势的办法，也颇为得力：“今诚欲腹心安，莫如铲内官之权，欲铲内官之权，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补。”他有见于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还提出了“急选良有司，恤饥赈寒，以安民心”的主张。这些都是李梦阳远大、深邃、锐利的政治目光的反映。

    他认识到教育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性，在他许多涉及教育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如他在《河中书院赋》（卷3)序中说：“驱邪以端，拔怪以常，伐慝以昭，破淫以义，是故君子之于邦也，不患不从，而患弗躬。躬义布昭，敷常表端，以是而教，鲜不率矣。何也？四者其本也。然又断之以独，协之以同，行之以勇，乃奚往不济矣。”这就是他在《河中书院赋》中道出的“端物者端己，治人者自修”的警策的注脚。可见他理想中的政治家的标准是很高的，一言以蔽之，即要德才兼备。李梦阳的历史。也证明了他是自己的理论的忠实实践者。

    另从他论政的言语“天下一政，因地异施。故政以位殊，位由体立，立体显用，藏诸其能”中，反映了他的辨证法思想因素，这也可和他在《河中书院赋》中所说的“二气推盪，祸福倚伏，时罔常泰，日中乃仄”的认识相印证。这当是李梦阳能有深刻的政治见解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忧国忧民、以身许国的政治抱负。

    李梦阳忠君爱国，秉性忠厚刚直，不阿附权贵。为了国家利益，即使对皇帝的过错，也敢于直言指出。他在疏文中指责孝宗皇帝滥赦罪犯，就是“纵罪”、“长奸”，以致酿成驰法令之渐；黜陟失制，赏罚不明，则形成坏名器之渐，并义正词严地说：“盖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于士师，士师不得而专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专也。是故士师可以执天子之父，而为舜者不可私其亲。”（《上孝宗皇帝书稿》）他敢于以尧舜为帝王的表率去规范当今皇帝，认识到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源在皇帝身上，并敢于单刀直入地挑明。其原因，正如他自白的：“盖直言之臣，秉性朴实而不识忌讳。睹事积愤，诚激于中，义形于词，故其言剀切而无回互，药石而鲜包藏。夫易失者势，难得者时，今睹可畏之势而遇得言之时，使仍缄默退缩以为自全苟禄之计，是怀不忠而欺陛下耳。”（同上）在《代劾宦官状稿》中说：“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国疑之秋，仰观乾象，俯察物议，瞻前顾后，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叹，临食而泣者屡矣！臣等伏思：与其退而泣叹，不若昧死进言，即使进言以死，不犹愈于缄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职也。”这些言语，充分表达了梦阳的耿介之志，垦切之心。虽然，这看来是对皇帝尽忠，但是在封建时代里，忠君与爱国常常是统一的。所以有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惓惓的忧国忧民之情。李梦阳在这一点上，和出仕过他的故乡庆阳的范仲淹是很相似的。

    当他看到户部尚书韩文常为宦官专权而忧愤涕泣时就说：“公，大臣也，义共国休戚，徒泣何益？”（见《代劾宦官状稿》后秘录）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胸怀，在这寥寥数语中，表露得多么充分！他在《奉邃庵先生书》（卷62）中自述抱负：“某少耽章句，曲荷陶成，迂执忤时；中岁沦斥；无由操策辕门，侍聆边略。然金鼓之音，旌旗之色，恒若亲之。虽想象之余怀，亦闻见之素心也。”空同子虽置身文坛，但对驱驰疆场，报效国家也是心驰神往的。他本人素谙韬略。弘治十六年，他奉命到宁夏犒军，恰值敌人来犯，守将向他请教方略，他就谈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按他的指挥打了胜仗。

    李梦阳渴望有所作为，但又不以功名富贵为念。他在《答左使王公书》（卷62）中说：“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于是义所当往，违群不恤，豪势苟加，去就以之。”又在《奉邃庵先生书》中说：“某自沾余馥以来，廿年于兹矣，恒惧玷点名教，愆违训旨，每以不欺师君，实不以死生富贵动心。”（卷62)这种以身许国，大义为先的品德、气魄，是令人景仰的。

    第三、关心农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由于梦阳出身寒微，所以他对农民的疾苦颇为同情，能看到人民的贫穷困苦与统治阶级的盘剥有关，一些社会动乱的原因也在这里。他在《上孝宗皇帝书稿》中指出，由于天子的纵容，“贪墨在位”，皇亲家巧取豪夺，农民已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男不秉耜，女不上机，卖男鬻女，弱者转而死泥涂者过半矣”。对于官、民争地的纠纷，他认为“万无百姓侵官之理”，说得斩钉截铁，简直是在击鼓鸣钟，为百姓的冤屈大声疾呼了。

    他认为盗起于民穷，穷极生变，故而竞相铤而走险。要弭盗消匪，非“恤饥赈寒”不可。又在《氵隐亭先生墓志铭》（卷43）中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悲惨。老百姓饿得无法，只好去掘屍，剥吃残留在骨头上的腐败的人肉，而统治者却要把这样的可怜人分屍弃市。李梦阳满含悲愤地责问：“不能使之不饥，而能使之不胔乎？”其尖锐与精警，直可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颉颃了。

    除以上三点外，还有表现闲适情致的山水游记和一些杂文。杂文中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教育、自然、音乐、美术，题材纷杂，信手拈来，纵横捭阖，议论风生，涉及面相当广。反映出梦阳渊博的学识，广泛的兴趣。抒发了作者复杂的感情，表现出一些杰出的见解。这些，对认识当时社会现实和李梦阳其人，都是有帮助的。

    限于篇幅，就不絮叨了。

    李梦阳古文的艺术特色，大致有以下七点：

    一、简洁凝练，征信详实的史家笔法。

    他写文章，有明确的目的，十分珍视自己那支笔，不为阿附权贵而自描媚态，不为牟取黄白而谀饰死人。他说过：“作史之义。昭往训来。美恶具列，不劝不惩，不之述也。其文贵约而该，约则览者易遍，该则苍末弗遗。古史莫如《书》、《春秋》，孔子删修，篇寡而字严，左氏继之，辞义精详；迁、固博采，简轶省缩。以上五史，读者刻日可了，其册可挟而行，可箱而徙。”《论史答王监察书》，（卷61）这通议论，是很有道理的。空同子为文，颇具这种史家笔法。再加上他学识渊博，古文功力深厚，就能以极约之文，包极博之事，使文章毫不“啴缓冗沓，（《四库全书总目》评台阁体语）这也许就是他学古的结果。先秦两汉之文，上乘之作，不少是史书。《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实在有许多优点，直至今天，尚有继承、借鉴的价值，何况写古文的李梦阳呢。从空同子的主张和作品看，他的学古，主要倾向是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吸收其有用的精华。以这样的复古廓清当时文坛上的萎弱风气，是无可厚非的。

    空同子史家笔法的另一表现是不隐恶，不溢美。即使是本族至亲也不例外，如写他叔祖：“军汉公则嗜酒不治生，好击鸡、走马、试剑。”写他堂叔：“曰琎者，军汉公子，善机诈，把持人。”写他亲叔父王庆（号阴阳公）“则日弄酒狎侮诸吏士，奴僇之。诸吏士不堪也，乃于是盛恶阴阳公。于其将，把其短，将惧，逐之还。”（以上均见《族谱·大传》，卷37)对他母亲“性至严重，好鞭笞奴仆”也不讳饰（《族谱·外传》，卷37）。在《封丘顺僖王墓志铭》（卷46）中，他不隐顺僖王荒淫之短。作为一个文人，如果没有气节、德行，在混沌之世，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梦阳这种求实精神是由他刚直、诚信、爽快的性格所决定的。

    二、浓烈的抒情味。

李梦阳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他的不少诗、赋以感情的深厚、真挚见长。而在他的古文中，当首推《封宜人亡妻左氏墓志铭》（卷43）了。平时常在一起，尚不觉得妻子有多么可亲，以至须臾不可离得，一旦永别，孑然一身时，26年共同生活中妻子的种种好处就纷至沓来、涌上心头。梦阳仕途坎坷，妻子始终伴随着他，历尽颠沛。有了妻子，他便无后顾之忧，专心为事业操劳；而今，妻子去了，陡然一切都变了。梦阳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了。

        李子哭语人曰：“妻亡而予然后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学若官，不问家事，今事不问不举矣；留宾酒食，称宾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称矣；往予不见器处用之具，今器弃掷弗收矣，然又善碎损；往醯酱盐豉弗乏也，今不继旧矣；鸡鸭羊豕时食，今食弗时，瘦矣；妻在，内无嘻嘻，门予出即夜弗扃也，门今扃，内嘻嘻矣；予往不识衣垢，今不命之濣不濣矣；缝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袭巧，咸足师，今无足师者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忾，难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无与言者。故曰：妻亡，而吾然后知吾妻也。

这样的墓志铭，正如汤宾尹所评，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说到痛切处，则“悽悽切切，似秋夜塞笳，一声一泪。”这泪，是从澄彻的感情之泉涌出的，是圣洁晶莹的，“一点泪一颗珠”，读来令人肝肠绞结，心缩气咽。是痛哭，是绝唱。志铭至此，可谓情之至矣！

    此外，《亡弟汝含祭文》（卷63）、《结肠操谱序》（卷50）、《李员外祭文》（卷63）等篇，均属通篇充溢着作者悲悼之情的作品。还有许多篇章，时时流露出作者分明的爱憎，有衷心赞扬，有愤怒斥骂，有长吁短叹，如骂阉官为“阴性狼贪之徒”；称特务机构锦衣卫为“爪牙之司”；梦阳反对佛、道方术，称道人为“酒肉粗俗道士”；劾寿宁侯“招纳无赖，罔利而贼民……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劾宦官之罪，认为“虽将此辈齑粉俎醢，何补于事”，激愤仇恨之情，多么强烈！他在《送陈汝州序》（卷54)中说：“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且今人孰不欲富贵？假令陈子巧诈善宦，卑卑与世浮沉，或富贵多金玉货财，无论一知州，即令立致卿相大夫，余何所喜幸焉！陈子人品，诚足为天下喜幸，即令隐约终身，予愿为之执鞭不辞，矧今为知州，矧将彰而为卿相大夫！”作者对陈子人品道德的倾慕敬仰之情，表露得多么明朗，多么真率！这与空同子的品德正相吻合。

    当写到人民爱戴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时，他感叹道：“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盖伤臣不易云。”（《少保兵部尚书于公祠重修碑》，卷40）这其实就是梦阳自己敬仰于公、并悲叹自身而“酸鼻流涕”的写照。由于时乖运蹇，梦阳多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世态炎凉的悚惧。《端本策序》（卷49)慨叹君臣遇合之难。《惧问记》（卷48)反映了梦阳对“叔季之世，钩织起焉”那种社会政治现状感到不寒而栗。这些都是动心荡魄之作。《尚书黄公传》（卷57)、《封征士郎中书舍人何公合葬志》（卷44),则又浸透着梦阳对黄公和何景明他父亲的为人的敬仰之情。

    总之，空同子为文，或褒或贬，或喜或恶，或赞成或反对，态度明朗，绝不隐晦曲折，闪灼其词。有其人必有其情，有其情必有其文。这就使他的文章一般都有较强的感染力。

    三、长于叙事，善于写人。

空同子是叙事的能手。他的古文，一大半是叙事体的。大都写得十分得体，铺叙自然，章法错落，形象鲜明，生动传神，意富文约，毫无杂沓之处。有许多篇幅，堪称叙事佳品、妙品。如《族谱·大传》中，状主文公其人“頳面须髯，然为人使气尚力……而军汉公在军中乃私券我产，给其直，酒之。人即持券来收我产。主文公怒，不言，第砺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觉之走，主文公乃怃然曰：‘咍，此奴走矣！’已，复大骂跳，伏地死。券者大惧，呼天曰：‘天，天，宁主文生，不愿得屋直！’顷之，主文苏，券者乃卒不敢复言直矣。”这100多个字，把持券人来收产业，主文公如何对付的整个过程，十分生动传神地写了出来，而主文公“使气尚力”的性格也被刻划得维妙维肖。

    写他的弟弟孟章：“弟生而巨口，高颧骨，隆隆起发际，名为伏犀。七八岁时犹啖乳，有气力，然矫捷善戏，善打球缀幡、骑竹马，群儿莫先也。弟又好舔竿击、扑蝉、打蜻蜓，又放风鸢。父母以其有奇气，时时折辱之，不可下。”一个骄悍、顽皮的小孩子形象，活脱脱地朝读者扑来。

    写高处士“长而喜诵书史、说先王，然不务裘马，不喜酒，不畜媵婢。尝岁暮出取负欠割券，驰一空车归。里人望见尽笑之，处士不较也。”（《高处士合葬志铭》，卷43）形象也颇生动可爱。

    《邵通人传》（卷57）、《寄傲先生墓志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均见卷44),《鲍允亨传》、《太白山人传》、《尚书黄公传》（均见卷57)、《氵隐亭先生墓志铭》、《处士松山先生墓志铭》、《梅山先生墓志铭》（均见卷43)等篇，都是很好的记叙描写文字，颇具传奇色彩。一个个人物都有其鲜明的个性。写法上也富于变化，不拘一格。这样的文章，读来饶有兴味，不觉枯燥，值得重视。

    四、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生动传神的对话。

    在记叙人物中，很会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言语。如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写商人王文显的为人：“文显之为商也，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其身弗陷于阱罗。”而记王文显的言语：“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这席话，就是王文显一生行为的准则。听其言，观其行，更能加深人们对所写人物的印象。

人物对话，在空同子笔下也写得活泼有趣。如写高处士，其子高珣任东明县丞，硬把老头子接到官邸去住，老头子“蹙额曰：‘吾自不入公府，今公府居邪！’”当旧县令将离任时，“问处士曰：‘我孰与新令贤？’处士默默孰视之，已而曰：‘君似弗如也。’令叹服其直。”（《高处士合葬志铭》，卷 43)短短几行文字，把旧令沽名钓誉，巴望高处士说他好话的神情；高处士厌恶这庸俗之辈，欲不搭理，又觉得不能尽宣胸中鄙薄之气的神态，都恰到好处地刻画出来了。最后沉稳地吐出的这千锤百炼的五个字：“君似弗如也”，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这个希望听到恭维话的旧令身上。读到这里，让人觉得着实痛快，不禁拍手叫绝。

    又如，空同子写他和老友梅山先生的久别重逢：“秋，梅山子来，李子见其体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医。’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诗。’李子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梅山先生墓志铭》）老朋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情谊，诙谐洒脱的风度，谈笑风生的情趣，在对话中如汩汩清泉，欢跳着流泻出来，充满了生活气息。

    有的文章，空同子甚至通篇采用对话的形式写出，一来一往，或问或答，或反复辩难，把议论写活了。如《送李德安序》（卷54）、《结肠操谱序》、《诗集自序》、《德安集志序》、《林公诗序》（以上均见卷50)、《观风亭记》、《惧问记》（以上均见卷48)等篇，都是采用问答体的形式，把长篇大论化整为零，步步设疑，层层剥进，针线绵密，天衣无缝。

    五、精于议论，长于雄辩。

空同子学富才高，精熟六艺典籍，娴于各种文体、诗体，堪称通才。作文尤其长于议论。随手摭取一个题材，便能左右逢源，议论风生。或长篇大论，或短章小析，无不如此。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需要交待一下的是空同子在议论中喜用顶针绩麻格的修辞手法。如：“夫士群居则杂，杂则志乱，志乱则行荒……”（《东山书院重建碑》，卷41）“豪不夺则民志一，民志一则重犯法，重犯法则狱省，狱省则赋可允，赋可允则盗贼不作，盗贼不作则兵戢而无用，此大臣之业而巡抚之良也。”（《送右副都御史孙公序》）“天下有必贤者也，贤之则慕，慕之则思，思之不见则悲，悲之则吟，吟之则音，音之则诗……”（《柏溪君哀序》，卷56）这种修辞方法，环环紧套，用于议论，使推理十分严密，前因后果，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简洁明快，紧凑自然。用得恰当，可以使文章生色。但如果思路紊乱，因果缠夹不清，就容易搅成一锅粥或得出荒谬的结论。因中间许多环节均肩负着承上启下的任务，为上句之果，下句之因，次序严格，绝对不能易位。倘若对事理审度不严、不精、不详，切忌乱用此法。而空同子驾驭得却是那么娴熟自如，在他的古文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由此也可瞥见空同子为文功力之一斑。

    六、篇章营构，匠心独运。

以上是从几个侧面窥探了一下李梦阳的古文；而在整体上，也很讲究谋篇章法。每篇文章，乍看似乎极其随便，其实独具匠心，字句之间，迭相承启，绾束极严，很下过一番选拣组织的功夫。如《钓台亭碑》（卷41）：

李子曰：“假令以四海为壑，明月为钓，以虹霓为丝，以昆仑为盘石，凌云驾鸿，超出天地，倒视日月，钓无不获，朝醢巨鳌，暮馔修鲸，则汝愿之乎？”

    这样的文字变化错综，如风云突起；词锋锐健，如剑戟森森。把那于钓、于学好高骛远的人的思想状态用形象的比喻勾勒出来了。这与前面描写的那种整天“兀坐盘石之上”，“竟日而不得一鱼，神荒气沮”的“计功者”形象恰成对照，但结果却一样，即都不可得鱼。学习也是如此，“计利”和“骛远”都不行。于是引出正确的态度：“是故君子以仁义为竿，以彝伦为丝，以六艺为饵，以广居正位为盘石，以道德为渊，以尧舜禹汤、周孔相传之心法为鱼，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后取，不躐其等，不计不必，积久而通，小大必获，夫然后道可致也。”固然，梦阳所说的道，不能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规范，自然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但以钓喻学的道理则是一样的。这篇短文写得相当精彩。状写众弟子在聆听梦阳的议论过程中前后神态凡三变：初，“众皆蹙额弗怿”，继而“众皆掀眉而喜”，最后：“乃敛色平心再拜而谢曰：‘闻教矣！’”极为传神。通篇文清字爽，如白璧明镜，了无纤尘。碑文写到这种境界，可谓妙品了。可见，他绝非拘泥于“尺尺寸寸”之法，摹拟古人，“为古人影子，他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风格，这是否定不了的。他的另一篇杂文《说农赠薇山子》（卷58)，以农喻政，微言精妙，兼用对话体，与《钓台亭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七、千姿百态、色彩斑斓

    梦阳不仅娴于素描，还精于根据不同题材需要，点染出斑斓色彩，开拓了他古文的境域，丰富了表现力，增强了感染力。翻开《游庐山记》、《游辉县杂记》、《华池杂记》（均见卷47）这几篇游记和《宾贡图记》、《三渠陈氏家园一览图记》（均见卷47)，就别是一番情趣。它们给人以清新、悦目、怡神的感觉。其中以《游庐山记》为最佳，洋洋1380字，详细、精确地记叙了山上胜景、文物古迹和名人传说。对山势脉络，溪水源流，有考有辨。除具有地理史料的科学价值外，字里行间还洋溢着诗情画意，如写白鹿洞：“此锁涧口者也。群峰夹涧峭立，而巨石怒撑，交加涧口。水湍激，石闘旁有罅，人伛偻穿之行，此所谓白鹿洞云。”写水簾：“水簾者，俗所谓三级泉也。然路过洞愈崄涩，行蛇径鸟道石罅间，人迹罕至矣。水簾挂五老峰，皆悬崖而直下，三级而后至地，势如游龙飞虹，架空击霆，雪翻谷鸣，此庐山第一观也。”梦阳是诗人，为文也有诗意。

    《哭白沟文》（卷59)是一篇很出色的骈文，描写古战场的阴森愁惨、厮杀的残酷激烈，令人毛骨悚然。字里行间似乎嘈杂着刀枪剑戟的格斗撞击声，喧腾着哭喊吆喝声，堪与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媲美。这种浓墨重彩的渲染，给人以祟高、悲壮的美感。

    由于体裁不同，题材各异，梦阳的古文中，也不乏细腻缠绵的情味，《结肠操谱序》就是最集中的代表。如他叙述写《结肠操》之作的思想状态：曩予有内之丧，亲睹厥异，伤焉，警焉，吟焉，永焉！于是援笔而布辞，疏卤荒鄙之音，聊泄愤愤、闷闷、汶汶焉耳！……予为是篇也，长歌当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忉别柄离，若逐臣怀沙，迷弗知其所之。”当写到睹物伤情时说：“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弹。内人未亡也，见琴则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诗邪。’内人则手自抚弄，亦每悠扬而成音。嗟，陈生，予何能听汝琴！予何能听汝琴！”这样文章，多么凄惋哀痛！回忆妻子和自己生活中的小小情节，勾起无限情思，感情细腻之极。最后连用两句“予何能听汝琴！”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痛哭，一句一重悲哀，一字一滴泪珠，具有搅碎心肝、撕断柔肠的艺术力量。这种哀伤、悲凉的色调，更易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

总的看来，气势雄豪、表意直率、文情高雅、详略得宜是李梦阳古文的主要特色，同时，也还有哀怨柔婉、清丽活泼的另一面。这与他的诗、赋在风格、色调上的丰富多样性是正相统一的。

上面肯定了李梦阳古文的许多优点，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古文是完美无缺的。

他学富才高，议论汪洋恣肆，形成雄辩的风格。但因过于自是，和人辩论的文章中有时流露出一些霸道之气，不肯服人。在与何景明论文的信中就有这种情况，此其缺点之一。

他为人磊落坦荡，为文也观点鲜明、单刀直入，又由于他推崇史家笔法，刻意简约，加上自恃学富，有时文章中现出艰涩痕迹，此其缺点之二。

    他尊崇宋儒理学，为文在法古中又主真情、变化，他的主张和作品的实际效果之间有一些矛盾之处。而文中说教意味颇浓。此其缺点之三。

    李梦阳虽出身寒微，思想中有同情劳动人民的闪光的东西，但由于他受封建正统教育，尊奉孔孟之道，他的思想体系终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以文中有对封建礼教的大肆宣扬，如《六烈女传》（卷57)对烈女的颂扬，完全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禁锢妇女思想的立场上。又有封建迷信思想，如《祷旱文》、《谢雨文》、《咎旱飙文》（卷59），虽然这也体现了梦阳对百姓的同情与爱护，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自然灾害仇恨的感情，但仍脱不出迷信、愚昧的窠臼。这也与他一向不信佛道鬼神的思想相矛盾，使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可贵光泽被一层毒雾瘴气所笼罩。更严重的是他对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王朝的忠臣孝子极力褒扬，推崇备至。如《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实》（卷57），就是这样的文章。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所致，自然是应当批判的了。此其缺点之四。

    总之，我以为空同子古文中的一些缺点，是白璧上的几点瑕疵，不足以掩蔽其晶莹的光泽。先生晚年闲居在家，当时吏部侍郎霍韬与同僚在朝堂议论：“宋儒所谓‘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若李献吉者，非今之韩愈乎？”（见安涎所撰《李空同先生年表》）我认为这种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廷相在《空同集序》中说梦阳“能掩蔽前贤，命令当世，秦汉以来，寡见其俦矣。”虽是溢美之辞，但他记载梦阳论文之语却是可信的：“空同子往与余论文云：‘学其似不至矣，所谓法上仅中也，过则至且超矣’。”这也是空同子学古而非拟古的佐证。平心而论，空同子的古文以秦汉文为师，虽未必达到“至且超”的境地，然自有其价值，在明中叶文坛上，不失为一块光彩夺目的瑰宝。